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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能否言说乌托邦
2014年10月13日 11:29 来源:《江汉论坛》2014年9期 作者:谢玉亮 字号

内容摘要:摘要:面对现代性的长驱直入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我们现在还不能轻言“告别乌托邦”。

关键词:乌托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批判;理想主义;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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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对乌托邦社会主义进行批判,有其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语境,并非意味着对乌托邦的全盘否定。将乌托邦视为空想的代名词,遮蔽了其内在的反思性、批判性的精神力量。面对现代性的长驱直入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我们现在还不能轻言“告别乌托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应该在现代性与乌托邦之间保持一种张力。

  关键词:科学;乌托邦;现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乌托邦”早已为人所熟知,但“熟知非真知”(黑格尔语)。到底什么是乌托邦?它从哪里来?今日乌托邦处于何等位置? 从实证主义角度看,“乌托邦”等于不切实际、难以实现的空想,即“乌托邦主义”。在政治学或社会学视野中, “乌托邦”意指一种社会理论,一种社会的梦想,即“社会乌托邦”。而从文化价值论意义上, “乌托邦”被视为一种精神象征、一种文化符号,即“乌托邦精神”。本文认为乌托邦既是对美好社会的设计(社会乌托邦),又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超越精神(乌托邦精神)。在今天,人类正生活在前所未有的变异时代。所有诸如乌托邦之类的宏大话语似乎已经过时了,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马克思语)。而以消解和颠覆为己任的后现代话语的流行,更使得乌托邦没有了安身之处。正如福山所说的,历史已经终结,人类可以没有乌托邦地生存。在众声喧哗的新学、后学热和终结论中,重申乌托邦似乎是不合时宜的。然而,如果不是喜欢一味赶潮流的浅薄,而是出于对当代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注,我们说,乌托邦依然具有难以泯灭的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乌托邦的辩证批判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所确立的“乌托邦/ 科学”的分析方法,让机械决定论者对乌托邦嗤之以鼻,唯恐躲之不及。乌托邦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不能再作为一种历史存在了。然而,机械决定论者们忽略了恩格斯在对待乌托邦问题上的另一种态度。1868 年,恩格斯在为《民主周报》所写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中,对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们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的著作现在和将来都是有价值的,可是只有一个德国人(即马克思)才能攀登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最高的山巅观赏下面的山景那样。”针对空想社会主义这一乌托邦思潮,恩格斯在1884 年为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所写的序言中的一句话更值得回味,他说: “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列宁在《两种乌托邦》一文中对这句话专门作了解读,他提出,恩格斯的这个深刻论断是“针对空想社会主义说的”,空想社会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因为“它认为从交换规律的观点来看,有剩余价值是不公平的”。但是, “空想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上却是正确的,因为它是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那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征兆、表现和先声”。

  从以上经典作家们的阐述中,我们已然能够明白他们对于乌托邦并非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反而对乌托邦“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的思想”感到高兴。马克思并不反对乌托邦理想,他所不接受的是它的蓝图的详尽设计。对于堂·吉诃德手执长矛同风车搏斗,恩格斯并不感到唐突,因为这合乎堂·吉诃德的身份。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社会需要这样的思想和这样的人。乌托邦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就是如此。从上述意义来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那里,乌托邦与其说是作为一个贬义词被使用,毋宁说是作为一个中性词被使用。而他们对乌托邦社会主义进行批判,则有其特定的社会条件和语境。他们认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把理想社会的构想完全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罪恶的道德与情感的控诉,这种社会主义就只能是空想。他们批判乌托邦是因为它在认识论上的不科学性,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观念反映,乌托邦又有其现实合理性,这又是我们必须加以肯定的。“从乌托邦广义上看(即构建并实现理想社会),那么,科学社会主义也可以说是一种乌托邦,即先进、科学的乌托邦。它的先进性与科学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它是依赖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理想预见,二是它是依赖现实主体(即无产阶级)并通过现实可行方法(即革命)去实现的理想社会。”人总是生活在“理想”的世界,总是向着“可能性”行进,而动物却只能被动地接受“现实”,无法超越“现实性”的规定。“乌托邦的伟大使命就在于,它为可能性开拓了地盘以反对对当前现实事态的消极默认。”也就是说,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是乌托邦的永恒使命。

  然而,上世纪90 年代苏东剧变以来,西方世界宣告乌托邦已经死亡,坚持任何乌托邦理想必将不可避免地归于极权主义灾难的论调十分流行。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1989)和福山的《历史的终结》(1989)共同发起了对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所谓最后一击,许多人相信幽灵被驱逐了,人类社会已经达到了最佳状态,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新自由主义营造了一个没有时空维度的“同一个(平的) 世界”。借助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现代性成就了横绝天下的霸业。后现代主义的流行更使得人们无所适从,失去了精神寄托,只有在感官、物欲的满足中寻找短暂的快感。现代人生活在碎片中,对创造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似乎已经失去了信心。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人类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与之相关的乌托邦思想。乌托邦思想既是对其社会存在的观念反映,也是对社会主体意识的一种建构。人类不需要一个绝对理想化的设计图,但不能没有一个乌托邦的新前景。这一新前景不是完美的未来之面貌,而是一种兼具可选择性和可行性的更好的未来之面貌。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 “找寻完美社会的目的,不是要让历史停止进行,而是要为所有的男男女女打开其未知和不可知的种种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对人类而言幸运的是,通往乌托邦之路是畅通无阻的。”

  二、乌托邦之于社会进步的不可或缺性

  在今天, “谈论乌托邦的意义并不在于能够实现乌托邦,而在于有可能获得一种比较明确的理念”。我们对乌托邦观念的阐述旨在表明:在人类历史上,乌托邦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构成推动社会进步的不可或缺的精神因素。无论是西方的“理想国”、“乌托邦”,还是中国的“大同”、“桃花源”,都曾给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以精神的慰藉,并增添变革现存秩序的勇气。乌托邦让人相信,希望永远存在,未来值得追求,在向着真善美永不言弃的追求中,一个比当下更美好的秩序就可能会到来。

  西方学者对乌托邦问题有着许多精到的研究。乌托邦思想家乔·奥·赫茨勒把人类发展史视为一部乌托邦思想史。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认为,“乌托邦思想既不曾破坏也没有贬低真正的改革。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切实可行的改革有赖于乌托邦的梦想———或者至少可以说,乌托邦理想推动着与日俱增的进步。”而在上世纪之初,曼海姆就曾发出警告: “乌托邦成分从人类的思想和行动中的完全消失,可能意味着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的发展会呈现出全新的特性。乌托邦的消失带来事物的静态。在静态中,人本身变成了不过是物。……当历史不再是盲目的命运,而越来越成为人本身的创造,同时乌托邦被摒弃时,人便可能丧失其塑造历史的意志,从而丧失其理解自身的能力。”当王尔德说没有乌托邦的地图是不值得一瞥时,他不是在开玩笑。如果没有批判性、否定性、超越性的乌托邦精神,没有对未来社会的乌托邦构想,我们很难想象在今天还可能会有激进的政治实践。对此,美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竭力呼吁: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以称作乌托邦的欲望全面代替现代性的主题。”輥輯訛乌托邦既是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也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人们只有在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中才能实现对现实的变革;只有在解放的乌托邦建构中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

  然而,在今天,人类却处在一个乌托邦精神日渐消弭的时代。人类在科学技术与资本联手打造的光怪陆离的现代世界面前,低下了高贵的头颅,俯身于物质主义、消费主义,逐步“失去了想象力,失去了想象一种与当今世界完全不同的未来的能力” 。在危机与转型的时代背景之下,能否唤起追求另类价值的想像力,找到社会的主体与价值,重新发现解放性乌托邦,是时代赋予现代人的考验与使命。2010 年9 月22—25 日,在法国巴黎召开了有全世界数百位专家学者参加的第6 届国际马克思大会。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危机、反抗、乌托邦”。在近百场分组讨论后,大会认为, “危机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反抗是自由的要求,乌托邦是令人向往的愿景,这三者缔造了社会运动的历史。事实上,在不到20 年的时间内,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全球化便验证了危机的必然性、反抗的必要性和乌托邦的需求性” 。此次大会召开之际正值全球深陷金融危机,而以“危机、反抗、乌托邦”的大会主题颇显大会主办者的良苦用意。与会学者们主要探讨了如下问题: “经济和生态的双重危机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断裂环节,这一环节的断裂能否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 如今的反抗能否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革命?积极意义上的乌托邦能够在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凸显出颠覆性的创造力,能否将这样的乌托邦变为现实?” 大会明确将“乌托邦”作为主题之一,凸现了乌托邦之于人类现实命运的意义。在面对危机和积极推进反抗斗争时,乌托邦自然成为有待思考的核心话题。当我们的社会想象被科学技术主宰并服务于推动它的资本利润时,乌托邦带给我们的可能不仅仅是一种意义:警示?反讽?或两者兼而有之?

  乌托邦思想因其与现实存在着“间距”而遭致人们的忽视、嘲讽和冷落,它似乎走到了尽头,再也无可言说。但其实话并未说完,只是陷入了言说的困境。历史上,乌托邦由于政治极权主义的欺骗性滥用,在人们的记忆深处打上政治骗局的烙印。同时, “传统的理想主义总是将意义的确证与某种终极的或具体的目标相联系”,最终导致“滑向对人性和个人的侵犯”,或者“过于实质化而走向幻灭,导致意义的丧失。当传统理想主义终于走向其反面,而留下一片信仰上的废墟时,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策略拯救理想主义,以回应虚无主义的挑战” ?面对现实,思想开始装聋作哑:激进派丧失了其刺激性,自由派也丧失了其骨气。当今时代政治正处于严重衰竭和退步之中。我们是让任何形式的乌托邦毫不痛惜地死去?或者,我们应该试着再次点燃乌托邦的激情,以此去激励社会生态新的变化?在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中,我们现在还不能轻言“告别乌托邦”,而需要借助于理想主义的乌托邦精神。

  三、现代性与乌托邦张力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我们肯定乌托邦是就它的积极意义而言的,强调的是乌托邦之于社会发展变革的理想维度的不可或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有现实和理想两个维度:现实需要理想的观照,理想不能脱离现实的根基;无视现实的理想终将沦为空想,无视理想的现实终将走向沉沦。我们这里对乌托邦做肯定或正面的理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的,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否则,对乌托邦的讨论就失去了现实意义。当代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在其现代化的曲折进程中,一直被现代性问题所困扰。自近代以来,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强行拖入现代化的进程,也就被卷入一个不断更新的巨大漩涡之中。在经历了“中体西用”、“灭资兴无”的现代化实验失败之后,中国开始以改革开放的姿态融入到目前仍由西方主导的现代性版图中来。“激进的革命话语和虚假的政治话语消歇,再次响起的‘启蒙话语’很快转变为‘改革的话语’;而随着市场大潮一起涌来的,却是‘技术的话语’、‘欲望的话语’。” 在各种话语喧嚣中,中国的现代化面对的是一种时空错位的复杂局面,前现代的、现代的、后现代的东西交织在一起。对现代性不加批判地热情拥抱,或是冷漠地指责和拒绝,显然都是不可取的。因此,对于当代中国而言,现代性既是一项正在进行的未竟的事业,又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

  从现实来看,现代性的长驱直入,已将中国拖入现实主义盛行而理想主义匮乏的思想境况。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社会开放化,为人与社会的现代化提供了现实可行性;而工具理性的张扬,消费主义的兴起,却令理想主义无处安身。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也因此陷入一种理性与情感的纠葛之中: “在理性上认同西方的科学技术,在情感上执著于传统儒家的人文主义。” 而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我们还会处于现代性价值和现代性危机的张力之中。面对现代性的问题和困境,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在1989 年那个剧变的时代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做的分析,或许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启示意义,他说: “没有理由乐观,也没有理由悲观。一切都有可能发生,然而一切又都还难预料。我们必须将过去的战略抛诸脑后。我们必须抛却过去所作的分析。这些分析都深深地打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烙印。我们必须作为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然而是本身机制复杂的各群体集聚而成的非一体的世界大家庭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来进行研究分析。”

  也许世界上并没有截然不同的两种现代性,但却不能否认现代性的多元性。“现代性是一个自由浮动的能指,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所指,它既可以充当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符码,也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左派重新确立自己的未来社会的道德和政治坐标的基础。” 在今天,社会主义的命运取决于人类能否找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实替代性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无疑对人类的探索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当代社会,现代性与现代化问题是相互交织的,不考虑现代性的规范理想和对现代性的种种诊断,就无法真正展开对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同样,如果我们不考虑现实的现代化运动及其影响,也无法真正讨论现代性问题。”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需要在现实生活世界实践中不断探索的过程。以往的关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 “无论是文化保守主义取向还是激进主义取向,都停留于观念的层面而没能触及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这一深层根基” 。当脱离现实生活去狂热追求一种超越性价值理想时,社会主义就变为一种马克思明确反对的先验原则,社会主义的幸福世界在这种干瘪的先验原则中化为了泡影。经历了痛彻心扉的刺痛之后,我们终于醒悟:社会主义不在天堂,而在地上。当我们义无反顾地走上市场经济之路时,在历史的晨光熹微中中国正在发生自近代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范式和生存模式的重大变化。“它(即市场经济)所代表的市场理性将彻底消除几千年来中国民众生活世界与生存模式中所积淀的强大惰性与阻滞,冲刷其自在自发、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它将成为塑造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与生存方式最强有力的推动力量。” 在市场经济所建构起来的现实生活世界根基之上,中国社会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全面转型。这一转型并非如一些人所言是在复辟资本主义,恰恰是在积极探索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超越了新自由主义模式,探索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现代性的新模式。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正进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的新阶段,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如何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现代性的危机和风险,在积极促成现代性成长的同时,又能应对其所带来的文化危机和意义消解,成为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成功解决意味着将会开创人类文明的新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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