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末以来，人的安全渐渐成为安全研究的重要维度。经过多年建构与完善，以个体为核心，围绕人的需要与威胁的两种基本理念，人的安全的内涵越发丰富、外延不断拓展，呈现出理解多元化的态势，成为新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伴随人的安全理论的深化与丰富，其越发陷入观念陷阱而难以自拔。作为规范性概念，人的安全的不可分析性成为制约其完善并阻碍正确理解安全的壁垒。人的安全难以成为安全概念的独立维度，只能限于若干因素的抽象综合的结果。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困境，是因为人的安全所主张的“综合性”并不完备。只有在一种整合性的安全概念框架下，以总体安全观为指引，构建一个安全概念的整合性维度。在这里，政治安全既具有独立的安全领域，又具有整合性的安全策略与方法，在总体安全观中居于基础地位，综合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制度安全与意识安全等多类安全维度，正是一种整合性的安全概念。

　　关键词：安全；政治安全；人的安全；概念框架；整合性

　　政治安全是一个让人充满好奇的术语。理解政治安全的关键是如何通过一种有效的方式证明来界定它。由于安全仍在不断具体化，关于“安全”是否是一个完备的理论术语的争论就没有停歇，所以只有确保安全不再是模糊的语言符号，才能使其具有完备性、战略性与分析性。面对挑战，人们迫切需要一个能更能满足人类对安全需求的概念。1994年，UNDP的《人类发展报告》率先提出“人的安全”，试图以此来解释和应对人类面对的安全难题。在那时起，人的安全就成为安全研究的核心论题之一。但随着研究的深化，这一概念的缺陷逐渐显露出来，并且呼唤一种更加具有整合意义的安全概念。本文是以“人的安全”的提出根源与基本意涵的分析为依据，揭示它仅仅是一种“良善观念”的实质，进而说明政治安全作为一种整合性的安全概念对安全概念重释的实效性。

　　一、人的安全：多元化的安全概念

　　众所周知，近年来“军事－政治安全的比重相对下降，与此同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也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拓展。这样关于安全的研究有两种见解摆在桌面上：一种是传统的以军事和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一种是宽泛的新研究路径。”[1]正是在这里，人的安全概念渐渐成为安全研究的核心议题，并由《人类发展报告》中对人的安全的描述而得以显化。当前，国际上流行的“人的安全”界定约有13种，即，“人的安全”是——

　　1、免于饥饿、疾病、压迫等长期威胁；在工作、家庭和社区等任何日常生活场所都免于危害性和突发性的干扰。既免于匮乏的威胁，又没有恐惧的威胁。而这些威胁可以划分为七种集合：经济安全、食物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个人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2]

　　2、随着对免于暴力威胁的持久关注，人们的权利、安全与生命免于无处不在的威胁。[3]

　　3、通过与人类的持久实现相一致方式，使人类生命最重要的核心方面免受任何威胁。[4]

　　4、通过增强人类自由和人类实现的途径，保护所有人类生命的最核心方面。借助构建人们的优势与意志的过程，保护人们的基本自由免于严酷（严重）的且无处不在（范围极广）的威胁与境况。创设将政治、社会、环境、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等各种制度整合起来而为人们提供建构生存、谋生与尊严的基石。[5]

　　5、免于对生存、日常生活以及人类尊严的威胁并且增强应对这些威胁的效果。[6]

　　6、与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如水、食物、住房）以及一些难以言明的关注（如尊严、认知性、参与性与自主性）相绑定，使得人类福祉得以存续的社会、政治、心理和经济方面的要素得到保护。对于公害，有相应的处理机制。[7]

　　7、一种人们基本需要得以满足的状态，在这里，人的尊严与社区参与得以实现。这个概念（人的安全）可以被划分为数量上的物质性充裕性与有质量的生活方式。[8]

　　8、介于暂时性与区域性相关的威胁与能力。[9]

　　9、全面掌控所有对人的生存、日常生活、人类尊严的威胁并且增强应对这些威胁的能力。

　　10、在可预期的未来，人们的生活可以免于普遍性的贫困。[10]

　　11、保护个体与社区免受暴力。[11]

　　12、通过法治、公共秩序与对于冲突进行和平的管控而保护人们免于暴力的威胁。

　　13、保护人们不会遭受组织的暴力。[12]

　　虽然这些定义既有相似又有不同，但是它们的逻辑起点是基本一致的，即在提出“人的安全”概念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从安全的价值类别、诉求程度、风险种类以及规避代价等角度看，人的安全指向的是政治策略层面的“和平红利”，强调军事安全所带来的安全性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安全的理解和需要，因此必须提供更佳优先性（强的）的新维度，即人的安全；其二，在主体对象、选择方法以及选择的具体条件（比如时空条件）的考量下，人的安全所标明的是，要将“人放诸于首位”（put people first），即认为国家不仅并非是安全的主要主体、对象和保障者，反而是人的安全的威胁所在。上个世纪末，这种具有策略性特点的“人的安全”概念被广泛应用[13]，不过此类应用中的“人的安全”与其说是一个术语，不如说是一个口号。时至今日，人的安全概念已经成为了一个开放式的概念框架，而不再局限于所谓的政策实践领域[14]，并不建构任何一种安全范式的变迁[15]，反而更加凸显安全命题中的规范性需要和伦理性维度。作为一种类批判性的安全范畴，人的安全似乎“只不过是一只不会吠叫的乖乖狗”（’Human Security：The Dog That didn’t Bark’）。

　　当然，人的安全要成为一个分析性概念必然要经历“批判性向建构性”的转变。在现实中，这一过程尚未完成（或者说能否完成仍旧存疑），但在思考人的安全概念时，至少有两点特征值得注意。第一，人的安全概念是最早提出将“人”作为安全研究的核心变量，无论其意涵如何变化，根本要义必然是国家与人的安全的关系只有守护者与威胁者两种，相对于“个人”，国家不能独立成为安全的主体对象。第二，尽管人的安全要不断面对各式各样的关涉性素材和概念性因素的局限，也无法实现彻底的批判和系统的建构，但是提出人的安全概念的初衷并非是将所有安全因素“建构性”以人的安全的形式阐释出来，而是作为一个能够聚合制度能力的概念而设计的。之所以“人的安全”概念具有这样的特点，是具有其哲学基础的，而这在大部分以政策为导向的研究中被人忽视或不被认可。首先，从本体论角度，从物质性即本体的不安全性角度看，安全涉及到了人性的问题。而“人的安全”的根本假设就在于“人性”与“治理”（governmentalizing）相契合，在这里，“安全就包括了尊重、移情、决定提供帮助、团结与关爱。从这个角度看，人的安全就具有了坚实的哲学、后殖民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基础。这种由主体驱动的，庶民的人的安全概念就是由那些面对不安全的人们来决定的，而这些人恰恰就是那些没有权力、身处边缘的主体们（主要就是南方国家的人们）。”[16]其次，从认知路径以及方法论层面观之，人的安全概念遵循的是否定“国家中心”而推崇“个体中心”的认识方式，可以归入批判理论的认知路径。从认识论上看，人的安全所赖以立足的认识论有两个要点：“a）每一个事情从原则上看，都是已知的；而且b）如果一个事情是已知性，那么不论何时，它都是已知的。”[17]由此，具体到方法论的建构，其批判围绕的是 “威胁来自于本土危险，存在要被保护的指向物，存在要求去提供安全的对象，威胁所包括的方式也就是安全所提供的手段。”[18]再者，具体到意识形态层面，人的安全概念声称放弃了一种关于安全的意识形态桎梏，而立足于更加本源且客观的思维基础上，他们之所以反对传统的国家安全理论，就在于他们认为其已经成为关于安全的宗教神学，“这是一种先验性主张，认为唯一的安全形式的存在与必要是因为其现时出现就是已然存在其中的普遍存在的且形而上学的信念。”[19]

　　在概念逻辑上，人的安全一般遵循两种观念理路，或“客观的需求”（Free form want），或“心理的畏惧”（Free from fear）。事实上，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需求能否被满足是人们产生安全感的基础。反之，一旦安全感匮乏，要么需求的匮乏性依然出现，要么匮乏性的威胁难以彻底解决。近年来，客观需求理念占据了人的安全研究的主流，正如巴里·布赞所言，当前流行的人的安全将所谓的“人类应该作为安全的首要相关客体，并因而在国际安全研究中应该包括贫困、欠发展、饥荒与其他威胁到人的完整性与潜能的侵害。”[20]但是，从长远性、实效性与严谨性看，精确的“人的安全”应限定为安全感，即如何解决“不安全事实”与“心理的畏惧”的范围内，避免盲目泛化。事实上，“泛化”已然是制约“人的安全”概念的最大弊病，并已经将其引向了“观念陷阱”之中。

　　二、观念陷阱中的“人的安全”

　　当UNDP首次确提出“人的安全”概念时就指出人的安全是安全概念的更高维度，即安全的逻辑应超越狭义威胁而转向普遍关注。为此，UNDP提出了7个主要不安全领域，但这种领域的广泛性催生出了观念的爆膨效应。罗兰·帕瑞斯指出“如果人的安全指向了几乎所有事情，那么其实际上就一无所言。”[21]人的安全既在翻新和增添安全的内涵的同时却又使安全的越发趋近于“人的权利观念议程”[22]。总括主要的批评意见，其大致有三种主要表现。

　　第一，人的安全自称与国家安全截然不同，实则无法分离。安全这一术语与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现实主义学派密切相关，而现实主义学派将安全等同为国家安全。据考证，“国家安全”出自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对国家与安全的关系思想，他认为“（国家）就是，如果其想要而且能够避免战争的话，那么其就必须使得一些核心价值不会濒临沦丧之险境，即便这样一些核心价值面对战争所带来的挑战威胁，那么也要维系这些价值，使之在战争中安然无恙。”[23]而国家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有能力保护本国公民以及政治自主等则均被看作其核心价值。但是“人的安全”认为，抽象的国家必然导致国家安全的空洞性。个体才是安全的适格客体，况且人的安全历史更加悠久，“能够上述到很久以前而且与自由主义演进中的个体中心主义紧密相关。”[24]但是，这种观点存在两大内部矛盾。其一，内部矛盾性，即理论的内部矛盾，无论是人性论、个体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作为核心的“人”是抽象的，一旦具体实际的人性、个体安全诉求（问题）的差异性以及作为实体的人类是否存在等问题时，人的安全就只能是抽象的；其二，“理论设计－实践模式”之间的矛盾性，不难发现，在人的安全理论所涉及的绝大部分的议题与方案中，都或多或少存在国家的身影。从表面上看，军事冲突等是国家层面上的安全议题，但实际上其目标在于重构“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进而使得国家的主权和合法性建立在“国家是如何对待公民”这一前提条件上。在这里，人的安全就是使得国家及其治理与个体在和平状态下所要维系的生活诉求相一致。毋庸置疑，“要想正确地理解我们意欲何为，首先就要弄明白我们是如何身处此境”[25]，而人的安全并不能离开国家安全，也无法否定安全的“国家性”。反对“高度政治性”（high politics）不能等同于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必然对立，这种对抗关系原本就是基于“个体－社会－国家”的自由主义假设的基础上，而这种假设并非普遍公理；从维护人的安全角度看，个体（人）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实践目标，而国家却是一般条件下维护人的安全的践行主体，而个体的人无法替代。即便是从广义人的安全角度看，国家安全侧重的领土、军事、主权等安全与人的安全所强调的个体权利、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保障都是人类福祉所需要。

　　其次，人的安全自称具有彻底的批判性，实则名不副实。批判的安全理论挑战了所有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安全理论，直接指向那种简约性与一致性相统一的安全观、以军事权力为首要性且将理性的国家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为先决条件的安全议程，对于秩序、可预期性持明显的怀疑意识，同时也不承认非历史性的、周期性、非语境化的结果安全论。从认识论角度看，批判的安全理论拒绝实证主义和普世主义的知识论，否认在“安全问题”上存在普遍的价值无涉式的“真理”。伴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增多，传统安全理论的困境日深。在这一过程中，批判安全理论提出安全不是一个客观的或政治无关的条件，而是一个充分具有主观建构性的概念（subjectively constructed concept），而人的安全理论也正因此具有了“批判性”。一般认为，“个体”的中心地位是衡量传统安全理论与批判安全理论的核心标准。而以个人为中心，界定“人的安全”，要么指向所有与人的完整性、非发展性、贫困与被剥夺等问题相关的不安全问题，要么基本集中于军事性冲突在人身方面显现的后果及压迫性政权与国家失灵状态下公民所遭受的困境，要么集中于一些“非传统的安全问题”。但是，这些仍难以证明具体内容与个体之间的关联性，甚至与“人的需要”（或福祉等）也不存在因果性。实际上，人的安全概念要真正具有批判性，就应明确与个体的相关性，即不论不安全因素牵涉何种资源，对人而言，都达到一种影响性的确定底线。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人的安全被界定为，不论人类行为抑或是自然事件，其关涉保护人们免于严重的或危及生命的危险，而不管相关的人是本国人或外国人。这种‘以人为中心’原则既指向个体又关涉群体组织。而这种的‘安全指向’指的是免于恐惧、危险、威胁。”[26]虽然，人的安全强调自己的批判性，但人的安全在本质上并不“批判”，因为其无法满足批判性所要求的“去本质化与解构化”[27]准则，在内容上也被批判安全理论包裹，而受其影响的政策框架更偏离了批判性反而成为典型的霸权话语，已然“给人留下了戴在权力铁掌上的‘天鹅绒手套’的印象”[28]，特别是其实效性要寄托于与传统国家中心主义安全论的关联成都，甚至在人的安全指导下的政策过程已然被工具化而缺乏理论批判的能力，在大量的场合下人的安全在批判性与非批判性的问题上成为“骑墙派”，彻底偏离了批判性的应有之义。此外，由于“人的安全”越发与霸权主义、干涉主义的代名词，甚至成为孕育军事干涉的温床，因而其可信程度也在遭受更大的挑战。

　　其三，人的安全自称其内容与形式清晰而完备，实则争讼不止。研究对象的集中一致是衡量其能否自我确证的主要标准。尽管个体维度被普遍认为是人的安全的对象，但争论远未停息。在具体应用中，人的安全所关注的“个体”要么指向甚至等同外国外或者不相关的其他人（个体），要么将其等同于发展中国家的人权，并以此作为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理由。在这里，个体非但不能摆脱其哲学抽象性，反而增加了实践空虚性。显然，“即便是在强烈支持‘人的安全’的人，他们也认识到这个概念根本无法定义，也难以测量，而最糟糕的是这个概念已经沦为了一个模糊不堪和逻辑矛盾的口号。”[29]这种模糊性不仅出现在人的安全所确立的基本对象上，而且表现在其对攻讦对象的误解上。人的安全挑战国家安全的实质就是要颠覆对国家主权作为安全概念根本对象的地位。个体对抗并优先于国家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命题，已然成为西方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基本共识。但对后发国家而言，主权问题就是人的安全问题，主权安全牵涉到对于许多重要的保护性制度是否能够建立与正常运行，是否有足够的国家力量维系本国的军事安全，除去在极端暴政的情况下，上述政治制度与国家力量是这个国家保护“人的安全”的前提。显然，没有主权安全也就不存在生存、发展乃至政治性和文化性诉求的安全保证。可见，武断的否定主权安全是人的安全理论对批判对象的误解。自我建构与主要批判的对象模糊不清，导致人的安全在处理和应对具体对象时要面对许多难题，这也就是其难以具体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尽管“人的安全”依然是安全概念的重要维度，但它不是一个分析性概念。在这里，“概念的分析并不关心相关概念的假设和建构理论的检验，尽管其要包括这两点。实质上，其关注的是厘清概念（各个概念）的意义。”[30]而“概念的准确性就是要阐明既定表述的逻辑结构，即要与这个术语的习惯性意义相剥离，精确性的目的在于减少限制性、模糊性以及日常用法中的不一贯性。而这是可以通过深化一种意在增强明确性和意义准确的解释来实现的，与此同时，这也能体现在前提假设与解释性与预设性的理论中。”[31]而实际上，“人的安全”概念面对的根本困境正是它难以实现这种精确性，布赞指出：“假如‘人的安全’的指涉对象是‘集体’，或者说‘谁的安全’的安全主体定位指向一种‘集体性’，那么可以这样认为：‘社会安全’或‘认同安全’则更适合于用来解释这一问题。假如‘人的安全’所指涉的对象是‘个体’或者是作为整体的‘人类’，那么它又与人权的议程并无太大区别。”[32]与安全相关联时，人会出现多重身份和多种分析维度，而且此种多重性和多样性是无法还原为“人”这个主体维度的。所以，人的安全并不能成为安全概念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维度，而是若干因素的抽象综合的结果，自然也不是一个分析性概念。

　　三、政治安全：一种整合式的新安全维度

　　当人的安全在概念的观念陷阱中难以自拔的时，安全研究的新议程正在悄然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人的安全并不重视设置一个公开性的研究议程，并以此来讨论实际的概念性议题。而实际上，对于实际的概念性议题的讨论应该被视作经验性的或政治性的问题来对待。因为，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正是认识矛盾出现且需要被解决之处，即：“人们一方面共同认识到安全概念是实际存在的，但却在另一方面对什么是实际的且借以评价安全性问题的解释上存在不同的看法。”[33]

　　从某种意义上，不论是人的安全、国家安全还是军事安全，从根本上都是安全概念的一个具体维度。《牛津英语大辞典》认为“Security”（安全）就是“被保护或没有暴露在危险面前的状态；安全（safety）……免于忧虑、焦虑、担心；以及规避了危险或没有危险的感觉。”可见，“安全”至少包含了两个关键因素，“其一，指向的是将要出现的威胁；其二，关注的是跌破某些严重的剥夺的临界线。”[34]而布赞和汉森进而指出“安全概念”存在三种支撑性建构模式，“第一，借由互补性概念（complementary concepts），如策略、威慑、控制、人道主义，这些都是指向一系列更加具体和有限的问题；第二，通过平行性概念（parallel concepts），如‘权力’、‘主权’、‘身份’，其将安全带入一个更为一般的政治理论中或更宽泛的国际关系的相关框架中；第三，反驳性概念（oppositional concepts），其认为安全应该被其他概念取代，如冷战和平研究中的‘和平’，抑或在新世纪中得到广泛讨论的‘风险’（risk）与‘意外’（exception）等。”[35]由此可见，单一的内容要素、主体要素或者方式要素是无法全面解释安全的，而“人的安全”虽然正确地指出国家安全无法提供“安全的工具箱”，但却仅仅提供了一个没有工具的“工具箱”。那么，为了提升安全的理解层次，就需要面向一种整合的安全概念。

　　“人的安全”概念提出伊始，便试图成为一个广泛综合性的概念以期能够囊括“经济、生态、人口、交往、以及文明发展与技术进步中的问题”[36]。不过，这种广泛综合性的局限很明显，要么以个体为核心的“人的安全”会导致我们彻底丧失区分“先后之别”的能力，要么由于在面向受压迫者之利益而进行的干预与行动中过分强调道德性理由而虚枉化，要么荒谬地认为世界和平必须实现每个个体与每一个人的安全挂起钩来，要么在面对国内冲突等特定和平安全政策的问题时表现出与强烈的不完备性。[37]具体而言，只要越是强调“人的安全”的综合性，就越会忽视国家、社会与地区性的安全问题，而这些类型的安全问题才是当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冲突矛盾发生的中心领域。尽管人的安全在不断试图扩大自己的关注论域而试图表现自己的“全面性”，但是在国家既承担着保护公民（人的）安全却同时是公民（人的）安全的最大威胁来源的事实前提下，在安全理论与事件中仅议“人的安全”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因此，以一种不同于“国家安全”（就如“人的安全”）的安全概念取而代之而试图彻底解决传统安全观的方式，未必会有实效，而应综合既有安全概念的核心价值与要素的基础上，以一种整合性的安全概念框架来重释安全。

　　对于整合性的安全概念框架而言，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以一种安全概念为核心（主概念），将其他安全概念（附属概念）的核心价值与要素融入主概念，进而形成一种“整合性概念”，二是以一种整合性理解的观念为指导（整合性安全观），将既有安全概念的核心价值、解释维度、主要要素与关键策略有机综合成为一种具备分析性的“整合性概念”。对于前者，这种整合性概念的基础是一个“主概念”，这就意味着这个主概念的基本预设、主要结构与分析模式会直接影响到整合后的安全概念，虽然通过“附属概念”的调整与重塑，新的整合性概念不同于整合前的主概念，但在非“分析－比较”的语境下，新旧概念界限及应用仍较模糊。相比之下，第二种整合性安全概念框架的合理性、灵活性与可持续性更值期待。

　　所谓以整合性理解的观念为指导（整合性安全观），将既有安全概念的核心价值、解释维度、主要要素与关键策略有机综合成为一种具备分析性的“整合性概念”，具体而言，就是要在一种符合整合需要且能够持续支撑这种整合的“安全观”指导下建构一个本质上就是整合性的安全概念框架。在历史上，不同的安全观下对于安全的理解各不相同。传统安全观（旧安全观）下，安全概念只有一个维度：国家安全。而在新安全观下，由于又区分为很多具体的安全观，因此直接体现在了安全概念开始具有多元化的维度。特别是综合安全观、共同安全观、合作安全观等新安全观出现后，“人的安全”等安全概念的新维度才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可能。不过，绝大部分的新安全观都以问题为导向，这样也就产生了广泛影响、普遍交叉的后果，使得本应精确的具体安全维度变得模糊不清。安全概念所涉及的内容虽然越来越全面，但是却越发难以界定。近年来，中国也在不断探索建构一种既符合维护中国本国安全又能够尊重他国安全关切进而促进人类共同安全的新安全观。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就是多年探索、思考与凝练的结果，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38]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国家安全是落脚点，人的（人民）安全是宗旨，各个领域、方面的安全性需求、问题与关系是内容，而将各环节和要素凝聚为一个整体则是政治安全。可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政治安全是整合性的安全概念框架。

　　贝茨多年前曾指出，当前的“战略性研究中存在着一个危险，那就是为了军事的树木而丢掉了政治的森林”[39]，而人的安全如今仍为跳出这种困局。实际上，在任何一种非整合的安全概念框架内，以任何一种偏狭的安全观都无法正确处理安全的政治性。那么，为什么是政治安全呢？或者说，为什么整合性安全概念框架应是政治性的呢？对此，有的学者指出之所以政治安全是一种整合性安全概念框架，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安全包括安全化的全部理论都是建立在政治性的基础上，换言之，任何安全（包括安全化）的概念乃至理论都必须是“政治地”建构起来的。首先，安全概念的本质就是政治的。纵观既存的安全理论的结构是由于作为一种行动的安全、作为一种多样化节点的安全与作为一种社会不连贯性指征的安全构成共同构成。这些行动、节点与社会特征在本质上是政治的，正如阿伦特所认为那样，具有不断产出性的、无法还原的以及在人群钟发生的任何无法预判的行为之链就具备了政治性。可见，安全概念（理论）“指明对安全问题的任何理论设计都内在地具有政治性，因而其要将一种伦理性问题置于分析、决策与行动的基础地位，这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你称某个问题是一个安全问题？这样做或者不做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影响？”[40]其次，安全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维夫认为，安全化与非安全化是两种不同的安全理论，而安全是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41]安全化与非安全化都与政治化相对应，前者遵循的是常规的政治规则而后者则超越“常规的政治规则”。不过，无论是哪种形式，政治性都体现在安全理论的架构中。正因如此，尽管一个人可能在情景解释中作出具体的分析性行动，但是即便具体案例受到了相关理论的影响，理论家所设计的一般性工具也会忽略这样的案例。[42]因此，在理论结构上所表现出来政治性影响直接体现出来了安全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概念，它能整合一般理论与具体内容之间的不对称性。此外，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政治安全既是政治领域的特殊安全，同时又是所有领域的总体安全。正如有人所言“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国家主权、领土疆界、民族尊严、意识形态、价值文化、国家制度和权力体制等方面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自主，并免受各种干扰、侵袭、威胁和危害的能力和状态。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最根本的象征，是国家利益的最高目标。只有当政治安全获得保证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地谋求和维护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生态等其他领域的安全。”[43]最后，有关安全的经验性行为都具有政治性后果。在以往的理论中，安全的政治性通过理论抽象的过程，被划分为了不同的门类、内容与特征，出现了经济安全、生态安全、人的安全、军事安全等不同种类（sectors），而在主体分析上，人的抽象性更是着意于要掩盖个安全主体的政治性。但事实上，任何安全议题、安全化的问题以及安全保障行为都会影响到“群体”与“公共空间”，也就必然产生广义的政治性后果；而任何有关安全“理论－实践”的交互过程实际上都是一种“言语－行动”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过程遵循的基本原则、行为议程与沟通方法都是在特定的“政治结构”或者“政治体系”中；与此同时，不论在哪个领域抑或关于何种安全议题，安全化（抑或非安全化）都需要通过安全的经验性行为确立起一些与之相关的机制、可操控性的安全模式并考虑到此种机制与模型的社会政治效应，而这些都必须体现在具体的政治制度与体制中。以当前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总体部署为例，除了结构性的安全议题外，具体的安全问题——如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社会认同感的缺乏、历史虚无主义的抬头、执政党能力的提升、经济活动的政治化、网络活动的无序化以及价值信仰中的扭曲现象等，既要各个击破又要总体谋划。一方面，各个击破需要公开议程、广泛参与且建章立制，此乃公共事务，因而必有“政治性后果”；另一方面，总体谋划则是安全治理的顶层设计，而顶层设计必然要考虑到制度性结果，这更是“政治性后果”重要表现形式。

　　毋庸置疑，政治安全仍是新论题，需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所确立的新理念下不断加以理解。需要强调的是，政治安全并非要囊括一切安全议题，指涉所有安全领域，解决全部的安全问题。而是要从战略高度，实现将这些议题、领域和问题加以整合的客观需要的结果。在新安全问题与新安全研究交相辉映、不断变化发展的今天，政治安全具有特殊的广泛性，必须从分析性概念的高度出发，不断完善其概念的内涵结构，合理规划它的外延内容。因此，本文的研究仅是一个起点，只能起抛砖引玉之效。在未来的研究中，政治安全是什么？它的概念框架如何建构？政治安全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整合性安全概念？以及会产生何种变化？等问题应得到持续广泛的讨论。

　　作者联系方式：亓光，江苏省徐州市大学路1号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211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中国公正话语体系构建研究”（项目号：13CZZ002），江苏省社会科学课题重大项目“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前沿问题研究”（项目号：14ZD010）、中国矿业大学“党的十八大精神”专项研究课题重大项目（2013ZDAXM06）及中国矿业大学基础与新兴学科建设项目（0421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亓  光（1983～），男，江苏徐州人，政治学博士，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康奈尔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1]  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新安全论》，朱宁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2]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New Dimensions of Human Secur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2-25.

　　[3]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Free From Fear: Canada’s Foreign Policy For Human Security. Ottawa: DFAIT, 2002: 7.

　　[4] Sabine Alkir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Human Security, Working Paper 2, Center for Research on Inequality, Human Security and Ethnicity (CRISE),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3: 2.

　　[5] S. Ogata, A. Sen. Human Security Now: 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 Final Report.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3:4.

　　[6] A. Sen. Global Inequality and Human Security. Ishizaka Lecture, 2, Tokyo, Feb. 18th, 2002: 2.

　　[7] J. Leaning, S. Arie. Human Security: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in Setting of Crisis and Transition. Cambridge, M. A.: Harvard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Working Paper, 8, 2001.

　　[8] Caroline Thomas. The Environm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2.

　　[9] Kanti Bajpai. An Expression of Threats Versus Capacities Across Time and Space. Security Dialogue, 35(3): 360-361.

　　[10] Gary King, Christopher Murray. Rethinking Human Securit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6(4): 585.

　　[11] Andy Mack & Human Security Report. A Report on the Feasibility of Creating an Annual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gram on Humanitarian Policy and Conflict Research, Harvard University, 2005.

　　[12] Neil MacFarlane, Yuen Foong Khong. Human Security and the UN.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5.

　　[13] 相关国际组织有：Oxfam、the UN High Commission on Refugees、the UN University、the Asia Foundation、the 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the Worldwatch Institute、the Commi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等等。

　　[14] Shahrbanou Tadjbakhsh，Anuradha M. Chenoy. Human Security：Concepts and Implications. London: Routledge，2007.

　　[15] David Chandler. Human Security: The Dog That Didn’t Bark. Security Dialogue 39(4): 427-438

　　[16] Oliver P. Richmond. Human Security and its Subjec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68(1): 206.

　　[17] Jef Husmans. “Security! What Do You Mean? From Concepts to Thick Signifier”,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4, 1998(2): 245.

　　[18] Annick T. R. Wibben. Human Security: Toward an Opening. Security Dialogue.39(4): 457.

　　[19] James Der Deian. The Value of Security: Hobbes, Marx, Nietzsche, and Baudrillard, in Ronnie D. Lipschutz, ed., On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25.

　　[20] Barry Buzan, Lene Hanse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p.36.

　　[21] Roland Paris. ‘Human Security: Paradigm Shift or Hot Ai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6) 2: 93.

　　[22] Barry Buzan. A Reductionist, Idealistic Notion that Adds Little Analytical Value, in Special Section: What is “Human Security”?, Security Dialogue, 35:3, 369–70.

　　[23] Walter Lippmann. US 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Public. Boston: Little Brown, 1943. P.51.

　　[24] Emma Rothschild. What is Security? Daedalus, (124) 3.

　　[25] C. Talor. Philosophy and its History, in R. Rorty, J. B. Schneewind and Q. Skinner(eds.), Philosophy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28.

　　[26] Ramesh Thackur, Edward Newman. Introduction: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n Asia, in Ramesh Thakur and Edward Newman (eds), Broadening Asia’s Security Discourse and Agenda: Political,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s, U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4

　　[27] Michael C. Williams, Keith Krause. Preface: Toward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in Krause and Williams (eds.), Critical Security Study: Concepts and Cases, Minneapolis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xiv.

　　[28] Ken Booth. Theory of World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24.

　　[29] Gary King, Christopher Murray. Rethinking Human Securit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6(4): 595

　　[30] David A. Baldwin.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7), 23: 6.

　　[31] Carl G. Hempel. Fundamentals of Concept Formation in Empir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P.12.

　　[32] [英] 巴瑞·布赞：《“人的安全”：一种“还原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误导》，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7页。

　　[33] Ole Waever. Securitizing Sector? Reply to Erikss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34(3): 335.

　　[34] Gary King, Christopher Murray. Rethinking Human Securit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6(4): 592.

　　[35] Barry Buzan, Lene Hanse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p.14。

　　[36] Adam Daniel Rotfeld. Introductio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ransition. In Stock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Yearbook 199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10

　　[37] Yuen Foong Khong. Human Security: A Shotgun Approach to Alleviating Human Misery. Global Governance. 7(3): 231-236.

　　[38]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人民日报，2014年4约16日，第1版。

　　[39] Richard K. Betts. Should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e, World Politics, 50 (1): 9.

　　[40] Ole Wæver. Securitizing sectors? Reply to Erikss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34 (3): 334.

　　[41] 朱    宁：《安全与非安全化——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0期，第22-23页。

　　[42] Ole Wæver. Politics, Security, Theory. Security Dialogue, 42(4-5): 469.

　　[43] 刘    普、林    毅：《政治安全与政治体制改革》，红旗文稿，201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