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传统上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地方政府并非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清末地方自治尝试引起了人们对地方政府研究的重视，改革开放之后地方政府改革催生了地方政府学的产生，地方政府改革的不断深入又进一步促进了地方政府学的发展。相信未来随着地方政府改革的深化，地方政府学还会有更大的发展，反过来也会为我国的地方政府改革提供更多的营养。 

　　关键词：地方政府学　地方政府研究　地方政府改革　地方自治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地方治理转型的域外经验与我国地方治理改革”（项目编号：09BZZ039）的阶段性成果。项目主持人：高秉雄（本文通讯作者）。 

　　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中国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了，但地方政府学逐渐成长为一个学科则是近20年来的事情。本文简要地梳理我国地方政府学产生与发展的历程，以期探索发现地方政府学产生与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地方政府学的发展，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地方政府改革。 

　　一、地方政府研究的缘起 

　　我国有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传统，地方政府从来都只是中央政府的附属，毫无独立性可言，因此地方政府从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这种局面直至清末救亡图存才有所改观，地方政府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最早将地方政府研究引入中国的是林则徐、魏源与徐继畲等人。在他们所编撰的介绍世界各国的书籍中，已经出现了西方地方政治制度的相关内容。比如林则徐的《四洲志》就对美国的地方议会进行了介绍：“各部落自立小总领一人，管理部落之事，每部落一议事公所”，“即由本部落各择一人，自理其本部之事。小事各设条例，因地制宜，大事则必遵国中律例”。[1]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书也对西方地方政府制度作了介绍。他们想由此给国人一个新的视窗，但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尚未完全暴露，中央集权的神话仍未打破，国人对包括地方政府制度在内的西方政治制度非但不加重视，反而投之以不屑的眼光。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改变了国人对西方政治其中也包括西方地方政府制度的态度。素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大清帝国接连大败于蕞尔小国之后，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开始思索中国前途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最早的地方自治主张就在此间被提出，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冯桂芬在比较中西地方制度之后，在其代表作《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了“复古乡亭之职”的主张。与中国古代乡亭制度不同的是，他所设计的正副乡董是从普通民众中选举的本地自治职员，并有三年任期之限，三年后如果“其有异绩殊誉，功德在闾里者”，可以连选连任。[2] 

　　除了上述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之外，还有一些在西方游历或出使国外的官员对西方地方政府制度作了一些介绍。与冯桂芬所不同的是，他们对西方地方政府的介绍带有更多耳闻目染后的感性。同文馆出访学生的率领者斌椿的《乘查笔记》、志刚访问欧美后形成的《初使泰西记》、工商业代表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出使英国的副使刘锡鸿的《英轺私记》、出使英国的翻译官张德彝的《四述奇》、驻英参赞黎庶昌的《西洋杂志》等作品都对西方的地方自治制度作了详略不等的描述，增加了国人对西方地方政府制度的直感。 

　　尽管此间国人对西方政治的态度有所转变，但这种转变还仅产生于民间的有识之士，官方在这两次战争之后向西方学习的内容也仅限于科学技术层面。甲午战争的失利在宣告洋务运动失败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官方对西方政治的态度，西方国家的地方自治成为官方学习考察的重要内容。比如驻英参赞宋育仁在《泰西各国采风记》中就对英国地方自治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及评论。 

　　晚清政府1901年下诏变法后，派出了越来越多的赴外考察团考察包括地方政府制度在内的西方政治制度，日本也被纳入了考察范围。1902年清政府曾派重臣载震等人考察欧美及日本政治制度，载震等考察后形成的《英轺日记》对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政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接下来1905年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等五大臣出访西方各国考察，这次考察更把我国对西方政制的学习推向了高潮。五大臣考察归来不但给朝廷上了地方政府改革的奏折，还形成了系列考察日记及专著，比如载泽的《考察政治日记》、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再如戴鸿慈、端方的《列国政要》三十二册、《欧美政治要义》四册，政治官报局还出版了考察大臣咨送的《日本宪法疏证》。[3]这次考察最终促成了1906年预备立宪上谕的正式出台，地方自治作为其中重要内容开始在国内试办。 

　　预备立宪之后，地方政府制度研究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重要领域，出版了大量相关著作。方兆鳌编辑的《地方自治实纪》（1908）和孟森主编的《城镇乡地方自治事宜详解》（1909）正式拉开了学者对我国地方政府制度研究的帷幕，地方政府研究也完成了纯粹介绍西方地方政府制度向探讨我国地方自治的转变。 

　　由于当时地方政府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学习西方实行地方自治，因此这一时期的地方政府研究几乎就等于地方自治研究。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作品主要有杨廷栋编纂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通释》（1911）、王士森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要义》（1911）、陈顾远的《地方自治通论》（1922）、孙倬章的《地方自治救国论》（1926）、张宏业的《训政时期的地方自治》（1929）、何炳贤的《地方自治问题》（1930）、林众可的《地方自治概论》（1931）与《地方自治的精神》（1933）、赵如珩的《地方自治之理论与实际》（1933）、黄哲真的《地方自治纲要》（1935）、黎文辉的《中国地方自治之实际与理论》（1936）、唐孝刚的《非常时期之地方自治》（1937）、孙澄方的《三民主义与地方自治》（1940）、薛伯康等人的《地方自治与自卫》（1942）、陈柏心的《地方自治与新县制》（1943）、金镖的《地方自治改造大纲》（1944）、李宗黄的《宪政与地方自治》（1946）等。另外，也有少数作者冠之以地方政府题目，比如顾敦鍒的《地方政府》（1940）和张富康的《中国地方政府》（1947）。 

　　此间，也有一些介绍西方地方政府制度的作品引入或出版发行，比如日本学者水野练太郎的《地方自治精义》（1911）、日本学者织田万的《地方自治精义》（1923）、英国人赫勒斯的《各国地方政府》（1937）等被翻译为中文；另外还有周成的《各国地方自治纲要讲义》（1922）、刘迺诚的《各国地方政治制度》（1936）、孔大充的《比较地方政府图表》（1942）等。但类似的作品已不再占据地方政府研究的主流。 

　　二、地方政府学的产生 

　　地方自治的尝试不但引发了地方政府研究的兴起，还将地方政府引入了课堂。与地方政府研究以地方自治为核心一样，当时的地方政府教学也几乎完全等同于地方自治，当时的教材也都冠之以“地方自治”名称。河南训政学院1929年编辑的《地方自治概论讲义》成为了我国地方政府教学的第一本教材，随后吴歧编著的《地方自治纲要》也于1930年成为了浙江省地方自治专修学校的讲义，朱逸尘编著的《现行地方自治制度讲义》于1931成为了陕西区长训练所的教材，1944年王鸿俊主编的《地方自治》一书作为教育部审定的教材在全国师范学校和高级中学推广使用。 

　　虽然地方政府逐渐成为不少地方专门学校、中学的教学内容，但由此认为地方政府学作为一门学科产生，恐怕还为时尚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地方政府教学的内容还比较单一，地方自治几乎占据了全部内容。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连年战乱及军阀割据，当时的地方自治改革并未真正在全国普遍展开，即使有些地方开始实施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也往往变成了集权政治、行政控制的工具。“新县制包括其后推出的市自治制度，把中国传统社会对乡村进行政治和行政控制的连坐制――保甲制度，纳入自治制度。其目的是在自治的名义下，强化对基层社区的政治控制，这种控制透过社区中的地方精英加以实现”。[4]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的地方政府学还远未成为一门全国性课程，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处于萌芽状态而已。 

　　建国之后，由于地方政府地位的改变，地方政府研究被中止了30余年。伴随着国民党从大陆的撤离，国民党主张的地方自治也被暂停，地方政府研究和教学也因此暂告一段落。尽管中国共产党早年也曾主张并实践过地方自治[5]，但随着革命的胜利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我党几乎完全放弃了地方自治的主张，只有少数民族区域自治还保留了一丝形式上的痕迹，然而也与现代意义的地方自治相去甚远。尽管毛泽东同志也曾要求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6]但也仅仅是特殊历史时期毛泽东同志个人思想的灵光一现，我党和政府并未长期坚持下去，更谈不上制度化的地方分权。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我国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地方政府仅仅是中央政府的下属机关，其职能只是执行中央计划，地方居民和政府毫无独立利益可言，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的角色也根本无从谈起。因此，地方政府研究和教学便再无任何存在的理由和价值，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了1980年代初。 

　　随着1980年代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展开，地方政府研究重新回到了学者们的视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策作出之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权力过分集中等管理弊端便成为了改革的主要对象。1980年代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简化政府机构，主要表现为国务院机构改革和地方政府机构改革[7]；二是权力下放，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新调整，当时调整的“一条主线就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权力下放”[8]；三是村民自治试行引起的乡村管理体制改革，乡镇政府对行政村领导关系改变为指导关系。而这三个方面，都涉及到了地方政府改革。因此，地方政府研究便又迅速得到了恢复。 

　　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我国地方政府研究的作品大量涌现。刁田丁主编的《中国地方国家机构研究》（1985）、陆天虹的《地方政权与人民代表》（1985）和东岳论丛编辑部编辑的《市管县镇带村研究》（1985）重新揭开了地方政府研究的帷幕。此后，随着地方政府改革的不断深入，地方政府研究的著作也越来越多，这一时期地方政府研究的主要著作有韩自宇的《市管县体制初探》（1986）、郭和平的《县级管理学》（1988）、薄贵利的《近现代地方政府比较》（1988）、刘德厚主编的《当代中国县政发展》（1988）、刁田丁主编的《中国地方国家机构概要》（1989）、陈嘉陵主编的《地方政府手册》（1989）和《各国地方政府比较研究》（1991）、刘文军等著的《县级行政学》（1991）、邸长云主编的《中外地方政权初探》（1993）、田穗生主编的《地方政府知识大全》（1994）和张坚石主编的《地方政府的职能和组织结构》等。 

　　1994年，我国出版发行了第一本全国统编教材《地方政府教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学作为一门课程正式诞生。改革开放之后地方政府改革的不断深入推动了地方政府研究的恢复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地方政府研究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促进作用，国家有关部门也逐渐开始认识到了地方政府教学的意义。1993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正式将“地方政府学”列入高教自学考试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大纲，并组织了该课程国内的领军人物刁田丁和刘德厚教授组织编写了我国地方政府学的第一本全国统编教材《地方政府教程》。从此，地方政府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门课程正式确立。 

　　三、地方政府学的发展 

　　自从1990年代中期地方政府学作为一个课程诞生以来，地方政府研究成果在质、量两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学校设置了地方政府学课程，一批更高水平的教材得以出版，地方政府学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点已经开始建立。这一切都标志着地方政府学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一）地方政府研究的质、量同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相对于此前地方政府研究作品数量少、层次浅、范围窄的状况而言，1994年之后的地方政府研究呈现出了数量、深度、广度三个方面的变化。在国家图书馆以“地方政府”为题进行检索可以得到950个检索结果（为了研究方便，仅对专著和硕、博论文进行统计、研究），其中在1994年《地方政府教程》出版之后发表的成果就占了917个，可见1994年地方政府学产生以来地方政府研究数量扩张之迅速。如果说十年恢复期内的地方政府成果多为比较概括性的作品，那么1994年之后的地方政府研究成果则呈现出了“问题集中”、“主题鲜明”、“小题大做”等特点，说明地方政府研究已经开始向纵深发展。同时，从地方政府研究成果的整体来看，地方政府研究的范围又很广，涵盖了地方政府的各个方面。由于1990中期后地方政府研究的作品数量太多，我们仅选取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或博士论文来说明此间地方政府研究的上述三个特点。 

　　地方政府改革是引起地方政府研究的直接原因，因此地方政府改革就成了地方政府研究的首要方面。这一主题的作品主要有“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编辑组编写的《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1995）、顾杰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研究》）（1999）、张志坚的《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研究》（1999）、王安岭的《关于惠山地方政府治理结构阶段改革实验报告》（2007）、易重华的《中国地方政府转型》（2008）、陈剩勇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与治理转型的浙江经验研究》（2009）、俞可平主编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研究报告》（2009）、李柏洲的《区域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行为研究》（2010）等。 

　　地方政府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相应地，地方政府职能也就成了这一时期地方政府研究最重要的内容。这一方面的作品有韩广洁的《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新探》（1995）、童吉渝的《云南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研究》（1997）、王乐夫的《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项研究》（1997）、张中华的《中国市场化过程中的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研究》（1997）、王章留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论》（2003）、袁文平的《西部大开发中地方政府职能研究》（2004）、李大林的《中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论和实践研究》（2005）、柴华奇的《加入WTO后西部地方政府职能创新研究》（2005）、王阳的《转型时期地方政府定位》（2005）、张俊辉的《新时期地方政府职能转变》（2006）、郁建兴的《统筹城乡发展与地方政府：基于浙江省长兴县的研究》（2006）、许晓明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改革与创新研究》（2007）、赵新峰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部门改革研究》（2007）、毛传新的《区域开发与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2007）、李国峰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分析》（2008）、董礼洁的《地方政府土地管理权》（2009）、张玉的《绩效评估视野下地方政府有效性的制度建构》（2010）等。 

　　地方政府财政是限制地方政府职能实现的一个基础要素，因此地方政府财政问题也就成为了地方政府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这方面的作品也非常多，诸如吴建元的《地方政府财力概论》（1999）、王朝才的《地方政府融资与债务研究》（1999）、沈沛的《地方政府财务顾问探索》（2000）、刘汉屏的《地方政府财政能力问题研究》（2002）、刘尚希、于国安的《地方政府或有负债：隐匿的财政风险》（2002）、阎伟的《地方政府理财论》（2005）、徐镇绥的《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公共财政管理：集中支付与核算》（2005）、张雷宝的《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效率研究》（2005）、刘星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研究》（2005）、李冬梅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兼论中国地方公债的发行》（2006）、李学军的《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研究：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2007）、郑琳的《地方政府地位及财力配置问题研究》（2008）、王淑梅的《防范和化解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2008）、张国盛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2008）、李凡的《温岭试验与中国地方政府公共预算改革》（2009）、李婉的《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研究》（2009）、李爱鸽的《地方政府财源建设问题研究》（2009）、陈庆海的《中国地方政府财政层级研究》（2009）、牛美丽的《中国地方政府的零基预算改革：理性与现实的冲突和选择》（2010）等。 

　　政府间关系是制约地方政府职能发挥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众多学者也不约而同地把研究重心放在了政府间关系方面。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颜永刚的博士论文《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兼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分税分级财政管理》（1999）、金太军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建构与调谐》（2005）、张紧跟的《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2006）、刘海英的《地方政府财政关系研究》（2006）、蔡红英的《中国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2007）、程臻宇的《论中国同级地方政府竞争》（2007）、时红秀的《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2007）、朱广忠的《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问题研究》（2007）、刘亚平的《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2007）、安秀梅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责任划分与支出分配研究》（2007）、普永贵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合作研究：以公共产品供给为视角》（2008）、宋才发的《中国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自治权研究》（2008）、高韫芳的《当代中国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关系研究》（2009）等。 

　　除了上述几个主题之外，还有些学者进行了地方政府的制度研究，比如沈荣华的《中国地方政府规章研究》（1999）、陈小京的《中国地方政府体制结构》（2001）、谢庆奎的《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概论》(2004)、魏红英的《宪政架构下的地方政府模式研究》（2006）、乔榛的《中国地方政府规制改革研究》（2006）、沈荣华的《中国地方政府体制创新路径研究》（2009）等；还有些学者进行了地方政府能力研究，比如朱恪钧的《地方政府应急管理实践研究》（2009）、津子围的《地方政府的应急管理》（2009）、任维德的《地方政府能力与地区发展差距研究》（2007）、方雷的《地方政府行政能力研究》（2010）等。 

　　在深入研究国内地方政府问题的时间，国外地方政府研究也开始向纵深发展，翻译、介绍西方地方政府管理经验、制度建设的作品也不断问世。此类作品有宾厄姆的《美国地方政府的管理：实践中的公共行政》（1997）、于军的《英国地方政府行政改革研究》（1999）、潘小娟的《发达国家地方政府管理制度》（2001）、奥斯特罗姆的《美国地方政府》（2004）、王宇飞的《中西视野中的地方政府》（2004）、阿尔贝克的《北欧地方政府：战后发展趋势与改革》（2005）、沃尔曼的《德国地方政府》（2005）、沙安文的《地方政府与地方财政建设》（2005）、奥茨的《财产税与地方政府财政》（2005）、廷德尔的《加拿大地方政府》（2005）、贝利的《地方政府经济学：理论与实践》（2006）、贾杰的《美国地方政府公共预算行为考察》（2006）、比什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地方政府》（2006）、高新军的《美国地方政府治理案例调查与制度研究》（2007）、多莱里的《重塑澳大利亚地方政府：财政、治理与改革》（2008）、万鹏飞主编的《日本地方政府法选编》（2009）、任进的《中外地方政府体制比较》（2009）、吴量福的《白话美国地方政府》（2009）、威尔逊的《英国地方政府》（2009）、李萍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国际比较借鉴》（2009）、章江益的《财政分权条件下的地方政府负债：美国市政公债制度研究》（2009）、陈国申的《从传统到现代：英国地方治理变迁》（2009）、王旭的《美国新城市化时期的地方政府》（2010）等。 

　　（二）越来越多的高校在政治与行政学或行政管理学专业设置了“地方政府学”课程。为了研究方便，本文仅选取政治学和公共管理两个学科分别排名前5位[9]的高校进行地方政府学课程设置的调查。政治学排名前五位的大学分别为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公共管理全国排名前五位的分别为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由此，除去两个学科前五位重合的因素，我们共选取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共八所院校调查地方政府学的发展状况。其中，北京大学是在政治与行政学专业设置“地方政府管理”课程，中国人民大学在行政管理学专业设置“地方政府管理”课程，复旦大学是在行政管理专业设置“地方政治学”课程，武汉大学在行政管理专业设置“地方政府学”课程，南开大学行政管理专业设“地方政府管理”课程，华中科技大学在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设置“地方政府学”。清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没有政治与行政学和行政管理专业的本科生。从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全国实力最强的八所院校来看，除了清华大学与华中师范大学两所学校没有相关本科之外，其余六所均设置了“地方政府学”，所不同的只是名称的差别：以“地方政府管理”命名的有3所，以“地方政府学”命名的有2所，另有一所名之为“地方政治学”。 

　　（三）地方政府学教材建设在2000年之后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地方政府学教材在2000年前只有一本全国统编自考教材，普通高校的教材建设完全是一片空白。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后有十一本教材被编辑出版。按照时间顺序分别是中国地质大学龙朝双、谢昕主编的《地方政府学》（2001）、湖北社科院胡盛仪等人的《地方政府原理》（2003）、华中师范大学徐勇、高秉雄主编《地方政府学》（2005）、西南政法大学黄顺康主编的《地方政府学》（2005）、苏州大学沈荣华编著的《中国地方政府学》（2006）、中国地质大学曾伟、罗辉主编的《地方政府管理学》（2006）、东北大学冉清文编著的《地方政府概论》（2008）、浙江工业大学钟伟军、邢乐勤编著的《地方政府学》（2009）、中国人民大学吴爱明主编的《地方政府学》（2009）、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李明强主编的《地方政府学》（2010）和山东大学方雷主编的《地方政府学概论》（2010）。 

　　从教材编写的来看，地方政府学教学、科研也由过去湖北省一枝独秀的状况发展到了现在全国多点开花的局面。我国第一本全国统编教材的主编者刁田丁和刘德厚分别为中南政法大学和武汉大学，所在省份为湖北省，进入21世纪之后出现的11本教材编者所在省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湖北仍旧是地方政府学的重镇，但有更多的省份已经参与到地方政府学教材的编写之中，这些新的省份包括江苏、重庆、辽宁、浙江、北京和山东等六个省市。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了地方政府学在我国的发展。 

　　（四）地方政府学的硕士、博士点开始设立。虽然在我国学科目录中政治学、管理学一级学科下，地方政府学并非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但已经有个别院校开始自主设立地方政府学专业的硕士点、博士点了。华中师范大学于2003年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立了地方政府学二级学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在地方政府学专业下设置了比较完整的课程体系，其中主要课程包括政治学研究方法、政治学理论专题、地方政府学、中外地方政府比较研究、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市政学、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农村社会政治发展与基层政权研究等课程。从此，地方政府学完成了从课程到学科的转换。截止到目前为止，已有四届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毕业，并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培养了一批地方政府教学、研究的高级专门人才。地方政府学硕、博士点的设立和专门人才的培养标志着地方政府学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结语：地方政府学的前景展望 

　　从上文对地方政府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归纳来看，地方政府研究起源于清末新政的地方自治尝试，地方政府学诞生于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改革的恢复，并且随着地方政府改革的不断推进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然而，从长远来看，我国地方政府改革才刚刚起步，地方政府体制改革还有非常大的空间，相应地，地方政府学也有着非常广阔的前景。从短期来看，许多地方政府改革项目都已经纳入了我国政治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计划，比如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地方政府机构精减、地方财税制度改革、省管县试点、城市群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设、城乡社区治理模式的探索等都引起了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将会成为未来几年我国政治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从长期来看，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所引起的示范效应将会在更高层级的地方政府发酵，从而进一步引发我国地方政府管理的民主化，正如彭真等老一辈政治家们所预期的那样：“把一个村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一个乡的事情；把一个乡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一个县的事情，逐步锻炼、提高议政能力。”[10]无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地方政府改革，都会将地方政府研究和地方政府学的学科建设引向一个新的高度。 

　　基于地方政府改革迫切的现实需要，地方政府学的学科建设引起了国家和学者们的高度重视。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请指南中，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共有74个参考选题，其中直接能够纳入地方政府学范畴的便有16个题目之多。《地方政府与政治》的教材编写更是在2010年被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第二批30本重点教材的编写计划，由我国地方政府学的新一代领军人物徐勇、沈荣华和潘小娟三教授担任首席专家。事实上，国家社科基金和“马工程”对地方政府学的重视也只是地方政府学地位提升的一个缩影而已，但这却能够充分证明，国家有关部门以及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地方政府学将会在未来的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学应当成为而且能够成为政治学下的一个重要分支。 

　　由此，本文可以大胆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地方政府学将会成为我国政治学及公共管理学科下的一门显学，地方政府学学科建设将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也会为我国地方政府改革提供更加雄厚的理论基础和更加充足的智力支持。 

　　作者简介：陈国申，男，1973年生，山东莱芜人，法学博士，山东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山东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山东泰安，271018；高秉雄，男，1961年生，湖北京山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湖北武汉，430079。 

　　[1] 吴桂龙：《晚清地方自治思想的输入及思潮的形成》，《史林》2000年第4期。 

　　[2] 汪太贤：《从治民到民治：清末地方自治思潮的萌生与变迁》，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3] 汪太贤：《从治民到民治：清末地方自治思潮的萌生与变迁》，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4] 郭宝平：《探寻宪政之路：从现代化的视角检讨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宪政实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页。 

　　[5] 参见赵铁锁、肖光文《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地方自治理论与实践探析》，《历史教学》2010年第8期。 

　　[6] 苏力：《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分权――重读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7] 参见王乐夫、郭巍青《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页。 

　　[8] 金太军：《公共行政的民主和责任取向析论》，《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9]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学科评估结果公布》，《中国研究生》2009年第1期。 

　　[10]王振耀：《迈向法治型选举的历史逻辑》，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