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高放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北京 100007

　　内容提要：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其中最主要的是几任领导人都没有真正认识到，斯大林的错误根源在于急于求成的“左”的指导思想和路线，以及极权主义的党政领导体制，结果一直未能改掉这些弊端。但即使到了这一步，也不是完全没有救治的可能。只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平庸、私心太重并未能对症下药，最终导致苏联社会主义改革彻底失败。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应吸取其主要的经验教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苏联自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进行改革，历经五任领导人，长达38年，最终于1991年亡党亡国亡制（社会主义制度）。这是近百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大潮的最大败退。造成这种败局自有内因外因、远因近因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有一个重大问题值得重新研究，那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否必然导致这种结局？是否必然失败？对此，理论界迄今观点俨然对立。看来很有必然加以辨析和深究。

　　一、有两种看法各有偏颇

　　有人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荜路蓝缕，艰辛创业，先后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取得了辉煌成就。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尽管有种种弊端，斯大林尽管犯过重大错误，但是犹如人吃五谷杂粮，风餐露宿，难免受寒生病（感冒泻肚），稍加诊治就能病愈康复。可是在斯大林之后，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大反斯大林，推行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终于把苏联整垮治死。戈尔巴乔夫“新思维”那一套不是一下产生的，从思想政治渊源来说，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后来又鼓吹什么“全民党”、“全民国家”，把党和人民的思想搞乱了。苏联从赫鲁晓夫时期已开始埋下了种种危机。这些较为权威的看法颇有代表性，也颇有影响。坦率地说，我是不完全同意这些看法的，因此在这里有必要作些简要说明。苏联剧变的确是国内的因素起了决定的作用。但是国内并非从赫鲁晓夫时期而是从斯大林时期就开始埋下了种种危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所得的病并非伤风感冒的小病，而是难治的早期癌症。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批判斯大林固然有其错误之处（例如搞突然袭击，未分析错误的社会历史根源），但是他并未全盘否定斯大林。他在秘密报告中有好几处肯定了斯大林的功绩。例如他说：“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尽人皆知的。”“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者中最强的一个，他的逻辑，他的力量和意志，对于干部和党的工作者有着巨大的影响。”“毫无疑问，斯大林过去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国际工人运动是有巨大功绩的。”（注：参见《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始末》，53、119、1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白纸黑字，有目共睹，怎么能说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呢？怎么能说他否定马列主义呢？至于他所讲的“全民国家”、“全民党”，是在1961年苏共22大上提出的，为了要在20年之内急于建成共产主义，但又不想使国家和党消亡，所以才这样改变提法，可见他主要还是“左”，而非右。苏共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主要错误，现在看来有两条：第一，苏共始终未对斯大林时期的党史和斯大林本人的是非功过进行认真的讨论，作出全面评价的正式决议，以统一全党思想，而是随着领导人的更换，随意改变对历史、对斯大林的评价。第二，苏共始终未能真正认识斯大林的主要错误是急于求成的教条主义的“左”的指导思想和路线，以及极权主义的党政领导体制，因此始终未能在斯大林之后的40多年改革中逐步改掉错误。这样不仅贻误了改革的时机，而且加重了病情。如果说在斯大林时期还是早期癌症，那么经过赫鲁晓夫11年统治、勃列日涅夫18年统治之后已经转为中期癌症，到戈氏接手时，已接近后期癌症了。

　　另一种看法是：苏联得的病既然是难治的癌症，而且已经是晚期癌症，病入膏肓，这就注定必死无疑，任何人上台都回天乏术了。还有人颇为诙谐地指出：戈尔巴乔夫的中文音字既然是“锅巴焦糊”，这就毫无办法挽救了，只有完全扔掉。我则认为，锅巴只是有点焦糊，远没有糊透，只要把焦糊部分刮掉，仍然可以做出一道好菜。苏联模式固然有沉疴宿疾，然而接近晚期的癌症在当今决非绝症。只要治疗得法，还是能够起死回生的，被救活者大有人在。只是要采取中医保守疗法，逐步活血化瘀，解毒排毒，增强生机与活力，而不能胡乱开刀，大动手术。

　　有人认为戈氏是钻进党内顶层的坏人，蓄意下毒药，把苏联毒死了。又有人认为戈氏是好人，他本想把苏联改革好，只是开了猛药，使苏联暴毙。我则认为他是庸人，私心太重，下了错药，把苏联治死了。此话怎讲呢？这要从病根病源说起，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把病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