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意义上的边疆以边界来界定，指国家之临近边界的区域。如果以这个标准来划分，中国的边疆至少可分为陆地边疆和海洋边疆。中国陆地边疆指临近陆地边境线中国一侧的领土范围，陆地边境线长达2.2万公里，毗连14个国家，如果把具有陆地边界线的省级行政区看作边疆地区的话，我国陆地边疆地区包括：广西、云南、西藏、甘肃、新疆、内蒙、黑龙江、吉林、辽宁等9个省区，面积约577万平方公里，占整个国土面积的60%，在这一地区生活的人口约2.8亿，占全国人口的21%。不管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局来看，还是从国际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格局的构建来看，我国陆地边疆的战略地位越来越凸显出来。本文旨在对这一地区的有效治理、和谐治理为研究依归，探究我国陆地边疆的科学治理之道。

　　需要说明的是，“治理”一词在当今已经被极度泛化使用，使其内涵和外延被弄得模糊不清，而本文只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界定它，即“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所谓治理就是国家政权系统按照某种既定的秩序和目标对社会进行自觉的有计划的控制和引导的活动与过程”。简而言之，边疆治理就是国家政权系统对边疆社会进行有效控制和引导的活动与过程的总和。

　　随着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和我国现代化发展新阶段的到来，以往的边疆治理治理模式明显显现出其局限性和不适应性。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政府对边疆治理的理解仅局限在三个方面：一是边疆治理意味着守护好国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二是边疆治理意味着解决好民族问题，处理好民族关系；三是边疆治理意味着维护好边疆的社会稳定，即不要出乱子即可。上述边疆治理观具有明显的消极色彩，导致了消极治理模式的逐渐形成：不积极主动地发展边疆地区的生产力，不积极主动积累边疆地区的社会财富，不积极主动推进边疆地区的文化繁荣，不积极主动培育边疆地区的社会力量。在我国面临周边国家的战争威胁的形势下，在我国内地发展程度不高的历史条件下，为迅速增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实力，我国政府在内地治理与边疆治理的选项上，向内地治理倾斜是必要的，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边疆地区面临战争破坏的概率最大，有限的建设资源如果很大部分投入到边疆地区，那么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社会生产力，最容易在战争中遭到破坏。我国政府的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故而选择优先发展内地社会生产力，建设资源优先投入到内地的建设中，是符合国家整体战略利益的。相应的，广大边疆地区也就被政府放在“先放一放”的处境下。

　　在国家治理格局中，对内地的积极治理取向和对边疆的消极治理取向一旦形成习惯和模式，就会产生巨大的思维惯性。即使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发展主题”的今天，政府系统乃至全民对边疆治理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过去的历史条件和思维惯性下，而没有开辟和发展出新的边疆治理观，更没有形成全新的成熟的边疆治理模式。特别是近30年来，“世情”和“国情”都发生很大变化的条件下，构建全新的边疆观和边疆治理观，探索形成崭新的边疆治理模式显得必要和重要。从“世情”上看，周边国家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在剧烈的变化和重组；从“国情”来看，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深入推进，促使区域利益、阶层利益、民族利益等严重分化，边疆问题层出不穷，我国边疆治理面临从所未有的挑战。如果国家政权系统不能适应“世情”和“国情”的变化，变革和发展新的边疆治理理念，探索形成新的边疆治理模式，那么，我国陆地边疆治理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危机，以西藏3.14事件、新疆的7.5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事件的频发，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本文试图以“世情”和“国情”的变化为依据，充分尊重历史发展的固有逻辑，在全面把握边疆问题的基础之上，以政治学的研究视野，探究当代中国陆地边疆的理想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