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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学界就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法的评析及建议
2017年01月17日 15:3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范大祺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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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便引起日本学界的密切关注。近一年来,他们对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细致解读,其中有些看法值得我们借鉴,但有些观点明显有失偏颇,而一些片面的解读已对日本媒体和海外舆论产生了引导性影响。对此,我们应充分重视并有效应对。

  一、日本学界对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种主要看法

  第一种看法来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代表人物是日本首都大学东京都市教养学部经营学系宫川彰教授。这种看法认为,政府投资主导经济易受外部的影响和制约,不利于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应利用制度优势切实增强劳动者及国民的消费能力。同时,基于市场原理偏重供给侧重视生产性的供给经济学并非摆脱危机的“灵丹妙药”。要实现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需倡导社会生产中使用价值的意义,对供给侧进行社会监督和强制管理。要根据社会均衡再生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推导出宏观经济模型,做出精准的数据测算和科学的走势预判。要通过引导社会生产来制约资本因盲目逐利而脱离实际,防止经济结构失衡,对产能过剩进行有效预警。要利用宏观调控政策把握社会总体的供需状况,建设规则型经济社会。

  第二种看法来自中间派经济学家,代表人物是日本中央大学校长酒井正三郎教授。这种看法认为,从需求角度讲,中国经济已无法再现投资主导型或出口导向型模式,它们都不再是中国经济的可靠支撑。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强化国内经济,提高国内消费水平,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逐步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根据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经验,随着资本积累的扩大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拉动总需求的主角应由投资转向消费。因此,中国在扩大消费方面仍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同时,经济增长政策必须立足于强化供给侧的作用,也就是需从供给侧着手来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只要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本、劳动质量,经济增长就可持续下去。对现阶段的供给侧而言,通过技术革新等手段提高全部要素生产率(TFP)尤为重要。中国必须利用自己的后发优势,着力提高全部要素生产率(TFP)。

  第三种看法来自现实主义经济学家,而且这种看法已逐渐成为日本学界的主流意见。这种看法认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经济下行。中国政府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政策,三者密切相关。“供给侧改革”的突破口在于清除僵尸企业,主要途径有四:一是停产、关闭、破产、整合、重组;二是转产或技术切换;三是扩大出口及开辟新市场以从需求侧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四是加快产能输出以从供给侧溶解过剩的生产能力。在第三点和第四点上中国分别采取了“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政策予以推动,这当中既涉及基础设施建设、装备制造、能源资源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企业“走出去”,也包括钢铁、煤炭、平板玻璃、海上运输等产能过剩的行业企业“走出去”。

  二、对上述三种主要看法的分析评价

  第一种看法是根据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日本版“供给侧改革”失败的教训总结出来的。而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西方经济学概念的扬弃,同西方经济学中认为经济增长的唯一推动力在供给侧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更不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在于调整结构,平衡质量与速度的关系。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注重社会均衡再生产这一基本原理的观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强调的是“结构性”而非“生产性”。

  第二种看法是根据西方经济学中对供给侧的认知推导出来的。这种看法旨在借助全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法来说明问题,但提高全部要素生产率(TFP)要建立在供给结构科学化、现代化的基础之上。如果供给结构无法适应市场需求,那么提高全部要素生产率(TFP)只会使一些本已过剩的产能更加过剩。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调整结构之后再来提高效率,不能因为引入全部要素生产率(TFP)的概念,就忽视“结构性”这一核心。

  第三种看法是根据目前中日“产业输出”竞争的现实需要片面解读出来的。近十年来,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业领域大规模“走出去”,与一直以来在这些方面占据优势的日本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而且这种竞争可能将从现在的公路、机场、港口、码头、发电项目和高速铁路系统,在未来继续蔓延到支线客机、新一代核电站、高附加值新一代船舶、新兴通讯系统、新兴生物技术、卫星导航等领域。特别是海外高铁建设上,中日两国渐呈“对决”状态:在印尼“雅万铁路”竞标中,日本被中国击败;在泰国,中日各自修建一条铁路;在老挝,中国将负责修建从昆明至万象的418公里铁路;而马来西亚和越南则是中日争夺的下一个战场,其中马来西亚—新加坡高铁项目即将招标。中日争夺海外市场的“战火”还延烧到了印度,两国都中标了印度高铁可行性研究项目。在去年吉隆坡举行的东亚峰会间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直言,要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出口方面与中国展开竞争。面对资金、价格上的竞争劣势,日方一面极力吹捧“日本制造”的质量优势和创新优势,另一面则在舆论宣传上抢占制高点,为自己的出口贸易贴上公益、援助的标签,对中国的相关政策发表带有极强片面性、误导性、迷惑性的分析言论。具体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日本学者将其与“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挂钩,把“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解读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去产能”的重要手段,让受众认为中国的目的是裹挟全世界来共同消化其过剩产能,并称中国的过剩产能是落后的、低端的、需要淘汰的,“国际产能合作”或“一带一路”不过是以“合作”之名行“倾销”之实。

  三、改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外传播的对策建议

  从舆情上看,上述的片面解读已对日本媒体和海外舆论产生了引导性影响。中国企业“走出去”遇到一些困难,都或多或少与这类片面解读存在关联。因此,有必要采取有效对策改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对外传播,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加强对外阐释“结构性”,将其与“生产性”严格区分开来。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偏重强调从需求侧向供给侧转变,忽视了“结构性”才是整个概念的重点。国内不少理论文章都在探讨需求侧“三驾马车”对经济拉动的迟滞,推介供给侧的功能。其中有的文章从理论上比较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学派”的区别,有的文章论述了“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但总体上缺乏对结构性问题的分析。这种分析叙事方式制约了这一概念的对外阐释。对“结构性改革”的阐释不够,导致没有突显出我们主动调整结构的信心和勇气。对“结构性改革”的宣传不足,又造成部分外国学者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片面理解为“去产能”,并与“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以及“一带一路”等重要概念挂钩。因此,在对外传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需要进一步阐明“结构性”的含义,将其与西方经济学中供给侧的双生儿“生产性”区分开来。讲清楚了“结构性”的问题,也就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实质区别讲明白了,即生产效率固然重要,但供给质量的升级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

  第二,厘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以及“一带一路”等重要概念的逻辑关系。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一带一路”等重要概念的逻辑关系阐释还不够,常常就概念论概念,很少有针对性地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以及“一带一路”等重要概念的逻辑关系,这给了部分外国学者片面解读的空间。为此,在重点诠释“结构性”之外,还要积极阐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以及“一带一路”等重要概念的逻辑关系。要让外国受众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使中国的中高端生产能力迈上新台阶,以适应不断变化和提高的国内外市场需求,在此基础上,本着“平等、互利、共赢”的原则,利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催生更多、更新、更大的市场需求。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将把最优秀最先进的技术和生产能力贡献出来,造福各国人民,强化品牌效应,树立国家形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与“一带一路”的前提条件和必要准备,而后两者并非前者的缓冲手段或过渡措施。在对外传播过程中,要扭转“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与“一带一路”就是单向的“产能输出”这种思维定势,要着重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提质增效迈向中高端的手段,是为了将更优质的产品与服务保障、更先进的技术和生产能力提供给“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以及“一带一路”。

  第三,用更好的叙事方式来宣传“平等、互利、共赢”的价值理念。要避免直接的理论分析,采取有效的叙事结构。叙事过程中要加强科学性和针对性,讲求精且准的效果。对有些国家,可以不断回溯传统友谊;对另一些国家,可以更多地谈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成功经验;更多的时候,要通过文化的感召力去传播自身的开放与包容。要善于抓住热点问题,以此为契机来推介“平等、互利、共赢”的价值理念,积极回应对方关切,淡化看得见的资金优势、价格优势,潜移默化地讲述我国政治体制的稳定优势和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信誉优势,以及着眼长远并乐于利用自身的经济体量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稳定做出贡献的综合优势。具体到面对“去产能”的主要途径是以“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为名把过剩低端产能销往海外的质疑,我们要予以有力回应。首先,需指出全球化背景下的产能过剩,早已不是以往认知框架内的产能过剩,特别是低端产能,必然是全世界范围内的过剩。其次,要强调自由贸易大势所趋,每一次经济行为都是计算成本收益比后的结果,没有高端低端之别,均为各国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和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的迫切需要。最后,应阐明正如输出高铁、核电、电信网络、工程建设一样,纳入“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与“一带一路”的项目都是中国在该领域内极具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中国制造”的品牌效应才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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