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要进行“供给侧改革”；同年12月2日，李克强总理在经济工作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必须从供需两端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以创新供给带动需求扩展，以扩大有效需求倒逼供给升级，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互为支撑、互促共进。”自此，国内外对中国经济“供给侧”的关注逐渐升温，对中国经济“供需关系”的议论热情不减。这里面当然也包括很多与中国保持良好合作关系、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研究的日本学者。本报告选取了其中两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宫川彰教授和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专家酒井正三郎教授的观点，来看一看日本经济学者是如何从《资本论》和供给经济学的视角，以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为借鉴，对当前中国经济提出具体建议的。 

　　一、两位学者都认为以往的投资主导型经济难以为继 

　　宫川彰教授从历史的经验出发认为：投资主导型经济政策同曾经的以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大型建筑公司行政模式相类似，其理论源自凯恩斯经济学。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来看，由于这种模式片面强调建设福利国家并希望借助国家机器进一步完善各项福利政策，再加上“石油危机”等消极因素的冲击，最终招致了资本主义前所未有的“滞胀”（通货膨胀加剧，经济低迷如故）困局。这样的教训告诉我们，依靠政府投资主导经济极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并且不利于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酒井正三郎教授则从另一个角度否定了投资主导型经济的可持续性。他认为：中国在1998～2009这10余年间，消费（特别是西方国家所说的家庭支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个人消费）所占的比例不断下降，而投资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央政府的4万亿投资加剧了投资的主导倾向，使“国进民退”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一方面的确提升了GDP的增长并解决了部分就业，但另一方面低效的生产也造成了更大规模的损失和浪费（参照下图），因此投资主导型模式已不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可靠支撑。 

　　图：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额变化(2000-2006) 

　　二、两位学者都认为中国的消费主导型经济仍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 

　　宫川彰教授认为：中国在扩大消费的过程中，应该利用制度优势切实增强劳动者及国民的消费能力。特别是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时，人们的视线很容易从拉动内需、扩大消费转移到企业优先上来。日本进入21世纪后这15年来，由于没有分配制度方面的保障，因此尽管企业业绩屡创新高、资本积累不断递增，但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却并未增加，而日本经济也依然在消费持续低迷的泥淖中徘徊。中国不能忘记日本的前车之鉴，必须要以分配制度改革确保居民的消费水平，这对于中国在通缩背景下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对此，酒井正三郎教授也认为：既然投资主导型经济不可持续，就应该将投资主导型经济转换为消费主导型经济，这同样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学者的共识。根据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经验，随着资本积累的扩张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拉动GDP总需求的主角应由投资转向消费，这是个一般规律。在当今的欧美日等国，GDP中消费和投资的比例约为7：2，然而在中国，则正好是颠倒过来的，投资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因此，中国在扩大消费方面仍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 

　　三、两位学者从供需两端对当前中国经济提出的具体建议 

　　宫川彰教授指出：完全执迷基于市场原理的供给经济学不一定是解决迫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要消解由通缩引起的经济下行还需依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资本论》出发挥舞批判的手术刀。从供给的角度讲，要真正实现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需弘扬社会生产中使用价值的本来意义，并针对这一点进行社会监督和强制管理。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引导社会生产来制约资本脱离实际盲目逐利进而破坏经济结构平衡，对产能过剩进行有效预警；同时要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对社会总体的供需状况进行合理调整，建设规则型经济社会。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指的并非是针对某一行业或某一企业给予计划性指导，而是要发挥出区别于西方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根据马克思社会均衡再生产的基本原理推导出中国宏观经济模型，从而做出准确的数据测算和科学的走势预判。从需求的角度讲，也要基于马克思社会均衡再生产的基本原理，明确劳动者和人民群众作为消费因素的独特意义，坚定不移地拉动消费需求并确保劳动就业以克服经济低迷。 

　　与宫川彰教授相比，酒井正三郎教授对供给侧寄予厚望，他强调：经济增长政策必须立足于强化经济中供给侧的作用，也就是要立足于供给侧政策的实施。只要能提高生产率与资本、劳动质量，经济增长就可以持续。在现阶段的供给层面，通过技术革新等手段提高全部要素生产率（TFP）尤为重要。以往各个时期，从供给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中占比最大的无一例外都是资本投资，劳动（其边界生产力）增加所做出的贡献比率并不高。而且“民工荒”正呈现长期化趋势以及地域性扩大倾向。他援引了经济学家蔡昉2007年所做的分析，中国自2004年开始劳动需求的增长比例已经大于劳动力人口的增长比例，至2009年左右新增的劳动需求将超过新增的劳动供给。虽然1998年之前实际工资的增长率一直大幅低于GDP增长率，但此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已发生逆转。此外，近年来农民工的工资增长率已高于城市的正规就业人员，尽管目前全国的农村中仍有1亿人左右的剩余劳动力，但其中的绝大多数是难以实现就业转移的中老年劳动力，这就是所谓的“路易斯拐点”。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的全部要素生产率（TFP）正在逐年提高，但其增幅仍然较小。因此尽管从数据上看中国与欧美日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但彼此的科技起点却并不在同一水平线上。中国必须充分利用自己的后发优势，着力提高全部要素生产率（TFP）。从需求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已无法再现投资主导型或出口导向型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强化国内经济，提高国内消费水平，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逐步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四、从两位学者针对当前中国经济的观点中得到的启示 

　　1酒井正三郎教授提出中国经济面临的迫切问题在于供给侧这一观点已经是整整五年前的事。如今回过头来看他当时的建议的确具有相当大的前瞻性。我们必须承认当前中国经济在供给侧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结构性矛盾，低端产能严重过剩，而中高端产品又供给不足，因此进行结构性改革是必须的。而且要从供需两侧发力推进结构性改革，重点在供给侧，手段自然是以创新驱动为主。 

　　2中日两国都存在通缩造成的“供需差距”，也就是相对于潜在供给能力（生产能力）的需求不足。但中国与日本相比具备良好的资金优势和制度优势，而这两点上的匮乏正是上一次自公联合执政时期日本版“供给侧改革”最终失败的重要因素。反过来说，这也是我们对中国版“供给侧改革”必将取得成功的信心之源。首先，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出口的增长带动了收入的增长，在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的同时也积累了高额居民储蓄；而且我国的财政收入连续多年稳步增长，财政赤字率和政府负债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始终相对较低，这些都为中国政府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强大动能。而日本则是在“失去的二十年”的背景下推行偏重供给侧重视生产性的经济政策，其本身就背负着高额的财政赤字和巨额的政府负债，在力图为企业降低法人税的同时必须以提高消费税作为代价，拆东墙补西墙，政策回旋余地窄，可谓处处捉襟见肘，以至于一度上演了有“千年在野党”之称的民主党上台的政权更迭戏码。其次，我们的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具备强大的执行力和推动力，一定会引导和鼓励企业及全社会务实地搞好创新驱动。而日本的政党政治使得他们偏重供给侧重视生产性的经济政策最终沦为了选举工具，甚至造成企业未因政府政策获利、选民对执政党丧失信心这样两头不落好的局面。 

　　3尽管我们对中国版供给侧改革充满信心，但宫川彰教授从《资本论》的观点出发，对基于市场原理主义偏重供给侧重视生产性的经济政策的谆谆告诫仍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比如重视供给侧往往容易陷入“非比例学说”，即在完全市场经济无计划无管理的条件下，经济会因欠缺平衡导致部分的、局部的不顺畅（就业的“错位”等），或者说陷入暂时的、部分的、不均衡的危机与低迷状态，但只要放宽限制并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市场就会逐步自我调整并恢复均衡。这种乐观论调是有失偏颇的。现如今，仍有很多放宽限制论者认为经济低迷是由于改革还不够彻底和充分，要求深入推进放宽限制的“改革”。这是没有正视一般生产方式下消费需求和购买力因素结构性制约的观点，是有局限性的。需要警惕的理论或学说有萨伊法则、货币数量学说、新古典派的供给经济学说。笔者也认为，经济越是面临下行压力越是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若任由市场无序供给，反而会产生新一轮过剩，很多表面上的创新未必会真正符合甚至创造市场需求，加上原本“僵尸企业”的退出就很艰难，就更加要求政府在放管两手上不可偏废，特别是必须加强对“双创”的正确引导。 

　　同时，既然要从供需两侧发力推进结构性改革，那么在需求侧管理方面也不能放松。一方面固然要拉动消费并扩大就业，另一方面也要提防“消费过低学说”的陷阱。“消费过低学说”即承认市场机制的局限性，要求在国家干预或援助的条件下管理货币和总需求，创造有效需求从而振兴经济。这是另一种片面的认识。在以单一部门模式为例说明问题的情况下，容易因此陷入局限于生产vs消费这一简单的分配结构，在忽视社会性生产的相互依存和比例关系这一点上是致命的。需要警惕的理论或学说有 GDP（供需差距）景气分析、有效需求不足分析。在拉动消费需求这一点上，宫川彰教授指出的马克思社会均衡再生产的基本原理极具借鉴意义，由于消费需求不是无限的，是存在边际效应的，因此在拉动消费需求时必须要以社会再生产的均衡作为先决条件。我国目前“从供需两侧发力，着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对“消费过低学说”有了准确判断和清晰认识后的结果。 

　　4基于第3点考虑，我国的供给侧改革必须要以务实为原则，以居民实际消费需求为基础。政府要汲取高铁、核电等“走出去”的成功经验并借鉴华为、格力、中兴等民营企业的创业实践，利用税收政策等调节手段，鼓励和引导企业在形成品牌效应之前，遵循“优进优出、优质优价”的理念，通过“双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从模仿到超越”的道路。   

　　参考资料： 

　　[1]酒井正三郎《关于中国经济成长的可持续性—以发展模式转变为中心》 

　　[2]宫川彰《金融危机后经济恢复均衡的前景—克服低迷的基本条件：谈谈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