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戴长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法学博士；乔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讲师，法学博士。（北京 100029）

　　内容提要：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加速了人口的跨国流动，从深层次来分析，影响人口跨国流动主要有政治、经济与自然等三方面原因。同时，全球化时代下的跨国人口流动也是一把双刃剑，它从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对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挑战。在此情况下，中国更应在处理跨国人口流动问题时谨慎而行。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quickened the cross-border population movement.At a deep level,major causes for this phenomenon are of political,economic and natural aspects.On the other hand,we should be aware of its dual effect,for it may challenge national security from political,economic and social perspectives.Therefore,caution should be taken in handling issues concerning the cross-border population movement.

　　关 键 词：跨国人口流动/流动原因/国家安全 　　cross-border population movement/causes for the flow/national security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流动人口政治参与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8BZZ006)的阶段性成果。

　　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自古有之，本文所分析的“跨国人口流动”主要研究的是在二战结束后，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过程中各国间出现的人口流动。随着跨国人口流动的全球性发展，对其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跨国人口流动的原因

　　影响人口跨国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政治、经济和自然等三个方面。

　　第一，影响人口跨国流动的政治原因。

　　首先，国家通过相关政策，尤其是民族和移民政策对人口的流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二战结束后，各国入境政策逐步清除了种族主义倾向，吸引了大量移民的流入。1962年加拿大出台《移民调节法》和1965年美国颁布《移民与民族事务法案》都有效地为非欧洲族裔的入境者打开了进入两国的大门，使得更多的外来人口以移民身份合法地进入这些国家。冷战时期，由于西德法律给予东德人以相等的政治与经济地位，至1990年初，去西德的东德公民逾1000多万人次，通过各种途径在联邦德国定居的约有20万人，[1](P121)这也造成了东德人才和劳动力大量流失。可以看出，主要移民国家出入境政策的调整，对人口的跨国流动的产生事实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其次，国家的政治动荡影响人口的流动。国家战乱频仍造成了非洲大量难民。据统计，非洲难民1965年不过50万人，到1980年已突破500万人。1972年，长达17年的苏丹内战结束时，有20万苏丹难民生活在埃塞俄比亚，17.8万人在乌干达，6.6万人在前扎伊尔，2.2万人在中非共和国。1983年苏丹内战再度爆发。由宗教和民族矛盾引发的战争又使几十万苏丹人沦为难民。1989年12月，利比里亚也由于部族矛盾等原因爆发内战，长期战乱使全国250万人中的一半流亡国外，成为难民。[2](P34)1994年卢旺达人口不到800万，发生部族仇杀后，该国竟有200多万人逃往国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东欧也陆续出现了几个新国家，这也使得过去的国内人口流动在一夜之间转变成了跨国流动。

　　第二，影响人口跨国流动的经济原因。

　　纵观人类历史，经济因素是造成人口跨国流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大发展、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欧洲向全球大范围地扩展，现实的海外经济利益已经取代促使早期移民的宗教迫害等因素而成为影响跨国人口流动的重要原因。例如，殖民地时期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大量的非洲人被贩运到美洲。20世纪后期，古巴大量人口涌入美国，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古巴国内经济环境恶劣，另一方面则是美国在机遇和经济上的优势对他们的巨大诱惑，因此，他们被美国舆论称为“经济移民”。1970年，古巴人在美国迈阿密经营的商业或企业不足一千家，但10年后，具有企业家头脑的古巴人经营的企业和商业已达一万家。这些企业和商业包括银行、建筑公司、电台、电视台及各类饮食服务、娱乐服务的机构。[3](P236)

　　近半个世纪以来，“有一种全球化形式比其他任何全球化形式都更为普遍，这种全球化形式就是人口迁移”。[4](P392)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世界上除了欧美传统经济增长地带之外又出现了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而这些新的经济增长点必然带动人口的跨国流动。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海湾国家经济的发展，海湾地区也成为国际人口流动最频繁的地区。海湾各国国内劳动力市场需求急剧增长，大批海外劳工移民迅速进入海湾六国，乃至改变了海湾六国的人口结构。1985年海湾六国中的外国移民增加到788.2万人，相当于10年前的2.85倍，占人口总数的48.2％。[5](P16)近十几年来，随着海湾局势的紧张和东亚经济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从海湾国家转向了东亚国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持续的经济增长，韩国国内工资水平显著提高。同时，由于人口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韩国国内某些行业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大量外籍劳工从亚洲各国不断涌入韩国。[6](P24)1992到1993年有17万孟加拉国人前往中东打工，到1996年已经下降到13万多人，而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人数则从1991年的数千人上升到近7.2万。据估计，在东亚和东南亚有660万外国移民。[7](P58)可以看出，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已成为推动跨国人口流动的强大动力。

　　第三，环境恶化与人口增长导致跨国人口流动。

　　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古特雷斯称：“今天的冲突可能起源于政治因素，但是探究更深层的原因可以看到贫困、政府管理不善、气候变化导致对稀缺资源竞争的加剧等因素都发挥了作用。”“最近的食物和燃油短缺已经对贫困人口和无产者，包括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巨大影响。急剧的物价上涨导致了很多地区的动荡和冲突，很有可能导致更多的人离乡背井。”[8]其实，对历史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自然与社会的因素对人口流动的影响从未减少。19世纪中叶爱尔兰全国有800万人，但由于发生瘟疫和饥荒，数百万人向国外移民。到1961年时，爱尔兰人口下降至260万人，先后有400万左右的人移民他乡。20世纪60—80年代，非洲遭遇多次自然灾害，大面积的严重干旱就有4次，其中1982-1984年那次旱灾波及34个国家。据诺曼·迈尔斯的估计，由于环境恶化和人口剧增，使得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每4个人中至少有1人缺少食物，8个人中有1人从国内一个地区移居到另一个地区，16个人中有1人完全离开自己的国家，逃往他国。[9](P80)战乱、贫困和自然灾害这三者互相影响，加上人口增长过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形成恶性循环，致使非洲难民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导致了环境的急剧恶化，并同时引发资源争夺战，致使大量的人口外迁，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20世纪70年代，引发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欧加登战争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过度砍伐和焚烧森林致使可耕地流失，大量埃塞俄比亚农民开始迁入埃索边境存在领土争端的欧加登地区，从而加剧了两国间摩擦，导致战争的爆发。在卢旺达与坦桑尼亚、尼日利亚与其邻国等都已经爆发了因人口增长引发的武装冲突。孟加拉国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许多人移居印度边境的几个邦，原因很简单，因为那里的人口密度还不到孟加拉国人口密度的1/4。在印度的阿萨姆邦，1991年的一项人口调查表明，700万以上的人，即阿萨姆邦人口的1/3，是来自孟加拉国的移民。[10](P114)有学者认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人口压力、环境恶化和国内战争之间有着某种联系。

　　可以看出，产生跨国人口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有其国家内部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外部因素。简单而言，良好的政治、经济条件与适宜的自然环境是推动人口跨国流动的三大主因。

　　二、跨国人口流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全球化时代下的跨国人口流动也是一把双刃剑，与之伴生的各种难题使各国政府不胜其烦。事实表明，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发展，跨国人口流动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的持续拓展已对当代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挑战。

　　第一，跨国人口流动影响国家的政治安全。

　　政治安全是一个国家对其主权的维护与保障，当代跨国人口流动对国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尤为显著地表现在国际移民与国家或地区政治安全的关系上。“国际移民的最为持久的意义，也许正是其对于政治的影响”。[11](P253)

　　首先，大量人口的流入影响国内政治格局走向。在人口大量流入的国家和地区易于诱发政治动荡。冷战结束后，东欧地区特别是前南联盟地区的社会动荡和战乱导致大量难民涌向西欧国家，造成严重的难民和移民问题。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欧盟各国目前居住着1 800万非欧盟成员国的公民，占欧盟各国3.7亿人口的4.9％，在德8 200万人口中有外国人780多万，占人口比重的9.5％。[12](P49)随着经济发展放慢，失业人数不断增加，有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公民对这些移民表示担忧，认为这些移民抢走了他们的工作、使社会犯罪率不断上升和国家福利预算变得紧张。在此背景下，西欧的一些极右翼政党利用人们对移民问题的恐惧，大肆宣扬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例如，法国的“国民阵线”代表了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煽动排外情绪，其政治纲领主张改革国籍法，按照血缘确定法国人国籍；把“国民优先”原则引入宪法；并要求政府有组织地遣返外国人等。被认为是德国现行的新纳粹政党的“德国国家民主党”反对有色人种、犹太人和穆斯林进入德国社会，主张应把“劳动位置留给德国人”，该党还反对欧盟东扩，原因是他们认为“欧盟东扩只会花德国更多的钱并带来更多移民”。其他的诸如瑞士和丹麦的人民党，奥地利自由党，挪威进步党，意大利北方联盟、“法西斯与自由”和“三色火焰”，比利时的“弗莱芒集团”等等，这些右翼政党都不同程度地具有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倾向，在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感的影响下，他们对其他外来移民都抱有偏见，主张排斥外国人。这些政党利用了选民对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的恐惧心理，大力宣扬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得到了不少选民的拥护。因此，“新右翼”政党已经成为不少国家政治格局中的基本组成部分，而“极右翼”政党也具有很强的政治力量。很多右翼政党相继进入国家的各级议会，还有些同传统右翼组成联合政府，这都很大地改变了欧洲大陆的政治格局。

　　其次，跨国人口流动易导致国家间矛盾复杂化和尖锐化。跨国人口流动对国家安全影响的极致便是成为引发国家间战争的导火索。1969年，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之间爆发了有名的“足球战争”。这场边界战争表面上看是足球比赛引起的，但战争的根源却是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边界和民族纠纷。萨尔瓦多人多地少，人口密度居拉美首位，经济相对落后，而洪都拉斯的面积是萨尔瓦多的6倍，但人口却少于萨尔瓦多，经济状况也优于萨尔瓦多，因此，大量萨尔瓦多居民越界到洪都拉斯谋生、定居，这给洪都拉斯造成了一定压力，并导致两国之间经常发生民族摩擦与对立。1969年，洪都拉斯将10多名萨尔瓦多移民遣返出境，这使萨尔瓦多大为恼火，愤怒的情绪被带到了1969年6月的世界杯足球预选赛中美洲小组的比赛场，首先爆发了球员、球迷和数万名观众的对抗骚乱，进而爆发了两国战争。第三次印巴战争也与难民问题有着密切关系。1970年巴基斯坦大选中，在东巴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人民联盟”获得胜利，但其东巴自治的主张遭到了巴中央政府的拒绝。这一分歧引发了巴基斯坦国内政治危机。1971年3月，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以东巴法律和秩序失控为由，派军队进入东巴镇压。东巴大量孟加拉人出于对巴军队及政府当局的愤恨和恐惧，纷纷逃亡印度。1971年约有1 000万东巴难民涌入印度。1971年4月，“孟加拉国临时政府”在印度建立，东、西巴分裂。巴基斯坦内乱本来是一国的内政，与印度毫无关系。但印度借口巴总统叶海亚·汗对东巴孟加拉人的军事镇压以及解决东巴难民问题发动战争。

　　第二，跨国人口流动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各国间的交流。但跨国人口流动在为人口输入国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给输出国的经济安全带来了一系列的隐患，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即人才流失现象严重。

　　随着综合国力竞争的日益激烈，人才的竞争也愈发白热化。目前，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流向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而人才的大量流失已经成为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进步的严重问题。据统计，20世纪60—70年代，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向美、英等国家和地区输出了40多万名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和其他技术人员。80年代中期，获得博士学位的阿拉伯国家学者中有近六成寄居发达国家。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的俄罗斯人由于受到当地主体民族主义冲击，大量离开中亚迁返俄罗斯。截止到1998年，迁离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人约有130万—200万人，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俄罗斯人也从1990年的91.8万减少到70万人，在这些移民的俄罗斯人中，有65％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年轻人占25％，在中亚接受过中、高级教育的占45％，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教师、医生、科技和管理工作者及工程师等专业人才。[13](P22)俄罗斯族人才大量流失严重影响了中亚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的顺利发展。非洲是人才流失的重灾区。从20世纪60年代起，非洲就开始出现人才外流现象。特别是80年代以后，非洲人才向欧洲、北美和中东产油国的流动大大增加。国际移民组织估计，在工业化国家工作的非洲专业人员现有10万人，占该洲熟练劳力的1/3。根据人口普查数据，从60年代到90年代，拉美进入美国的移民无论是专业人员还是劳动力数量都很庞大，总数从100万跃升至850万人。流向美国的大量移民，有许多是高技术人员，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有研究生(硕士、博士)学历。调查显示，在美国的一些拉美移民平均教育程度比美国当地人高，这也意味着他们比本国的平均水平高。[14](P67)这些都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一般来说，人才流失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经济损失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人才流出国培养人才所付出的教育费用。波兰政府为1983至1987年外流人才付出的教育费达数千亿兹罗提(ZLOTY波兰货币)，其中仅移居国外的近2万名工程师和5 000多名医生所造成的损失约合1亿美元。有调查显示，由于人才外流到发达国家，印度已经损失数百亿美元。其二，外流人员从流出国带走巨额资金。1959年古巴革命后，原巴蒂斯塔政权下的官员、银行家和企业家在卡斯特罗政权建立后纷纷逃亡，随着这些流亡者流失的巨额资金，对古巴本已脆弱的金融体系造成了沉重的打击。[3](P163)随着南非大量人才的出走，仅1985和1986年间，南非有40亿美元被输往国外。其三，外流人员应为本国创造的价值流往国外。通常认为，高级人才创造的价值是其国家对他投入的教育经费的数十倍。有统计认为，1名印度医生流往美国，印度要损失33万卢比，美国得益517.5万卢比；1名科学家流往美国，印度损失17.2万卢比，美国则获益187.5万卢比。美国人保险研究所的统计结果证实了这些结论。自1949至1969年流往美国的14.3万名发展中国家的人才，所耗专业培训费用就达50亿美元；而1名高校毕业生20年可给雇主带来44万美元的收入。这样，这14.3万名人才20年中就为美国创造了630亿美元的物质财富。[15](P60-61)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历史与现实等各种原因，国内社会经济条件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这种人才流动中的“推力”与“拉力”，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人才流失导致了这些国家的人才严重匮乏，也直接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

　　第三，跨国人口流动影响国家的社会安全。

　　跨国人口流动影响国家的社会安全主要表现在非法移民问题。按照联合国经合组织所下的定义，所谓非法移民是指“其旅行、到达、逗留、就业违背国际协议或国家法律”。[16]根据国际移民组织(IOM)2001年的保守估计，全世界1.5亿国际移民中，大约有4000万属于非法移民。[17](P47)

　　非官方的数据显示，美国的非法移民已高达1100万—1400万人(其中60％来自墨西哥)。西欧中受非法移民潮冲击最大的国家有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与荷兰。其中西班牙近几年成为拉美及非洲非法移民的目的地。而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区的非法移民人数也在不断增多。非法移民问题是现代国家主权、国际社会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副产品，它们是世界人口特别是劳动力国际性转移的非法部分，非法移民所带来的丰富收益不断攀升及跨国犯罪组织暗中操作，使跨国非法偷渡成为获利丰厚的“产业”。据联合国经合组织估计，每年获利从60万美元直至20亿美元不等。[16]尽管各国政府及有关国际组织加大了打击的力度，非法移民问题仍然愈演愈烈，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张庞大的全球网络。

　　非法移民活动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其一，经济发展的差距是诱发非法移民活动的直接原因，通常来说，世界人口流动的基本趋向都是低收入地区的人往高收入地区流动，这符合世界人口流动的基本趋势。其二，历史和文化的诱因。例如，中国沿海地区自古就有向外迁徙的传统。而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很多沿海地区的偷渡行为频频发生。其三，国际偷渡集团和国际黑社会组织的勾结使偷渡等非法移民活动更加国际化和组织化，也是非法移民活动无法有效遏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四，世界各国关于惩治非法移民行为的法律界定存在差异，客观上增加了非法移民的控制和惩罚的难度。而所谓的“政治人道”因素也是诱发非法移民的主要外在原因。[18](P73-75)应该看到，非法移民现象是一个历史性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非法移民活动的长期性给国际关系带来了负面影响。

　　非法移民虽然能够成为输入国劳动力的有益补充，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做出贡献，但是非法移民的负面影响非常明显。一般来说，非法移民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非法移民造成了输出地的年轻劳动力的大量流失，从而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其次，由于非法移民经常与犯罪活动纠缠在一起，给输出国和输入国的社会治安都带来了层出不穷的隐患。这不仅严重损害了输出国的国家形象，而且还会衍生许多犯罪问题、教育问题、腐败问题等社会问题。而且，国际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伪造货币和洗钱犯罪等都与非法移民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这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社会稳定。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非法移民问题与走私贩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再次，非法移民大量涌入占用了输入国有限的资源，容易引发种族之间的矛盾，从而破坏输入国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为组织和打击非法移民，输入国要耗费大量资源。最后，非法移民影响了国家关系和国家之间的正常交往。由于各国在处理非法移民问题上的政策不一，而且缺乏配合，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相互指责、推诿责任。有些国家还利用这个问题与“人权”等挂钩，对别国的内部事务指手画脚。因此，非法移民问题很容易引发国家间的外交纠纷，影响两国间的关系。

　　可以看出，跨国人口流动主要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等三方面影响着国家安全，除此之外，大量的人口流动也影响着国家的生态环境。例如，20世纪60、70年代爆发的欧加登战争、足球战争等地区冲突的诱因都是跨国人口流动对生态环境造成了重大影响。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在跨国人口流动、生态环境与国际安全之间存在着客观的联系，三者之间已经形成了一条利益攸关的安全之链。

　　三、现实启示

　　当前，全球经济高速发展促进了政治、文化等领域交流与合作的不断深入，也进一步带动了跨国人口流动的发展。鉴于跨国人口流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中国在处理跨国人口流动问题时应该谨慎而行。

　　首先，国家层面。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不同途径跨境流动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多。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当前海外中国移民被认为是国际上人数最多的移民群体，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移民已达到3 500万人，约为国际移民总人数的18.3％。[19](P197)面对现实情况，中国应将经济全球化下的跨国人口流动当作一个发展的机遇。例如，中国可以将自身的人口数量优势发挥出来，积极参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这样可以大大缓解国内巨大的就业压力；而且，扩大劳务输出可以为国家赢得大量外汇，形成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又一股强大力量。因此，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完善的、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国家级劳务合作法律，使之纳入法制的轨道。”[20]为劳务输出、甚至是人才输出创造有利的条件，保障人口、人才的合理流动。同时，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将会有更多的外国人进入中国。因此，中国政府应该扩大开放的步子，加紧修改现行法律，制订一部适应我国国情的移民法，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吸引海外人才到中国来发展，促使人才在国际范围内合理流动，而这也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其次，国际层面。国家间应制订管理跨国人口流动的长期性、专门性合作战略，以使人口的跨国流动更加规范化，并使合理的人口流动促进各国的发展。目前，中国与世界很多国家及国际组织间的合作机制在合作形式上大多偏向于某一具体的合作领域，如打击非法移民、偷渡等，并且大多还停留在政治协调的层面上，表现在国家间主要通过外交手段进行政策协调，或者是通过国际会议的形式在非法移民等问题上达成共识，并形成联合声明、谅解备忘录等具体形式。例如，中英两国在处理“多佛尔惨案”善后事宜过程中就打击偷渡和非法移民问题取得了共识和默契。2000年中美双方在签署《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以后，对双方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合作起到了推动和约束作用。中国还与法国、东盟等国家和国际组织有相关的合作。但总体来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项真正以跨国人口流动为主题的双边协定，而声明、谅解备忘录或者是某一双边协议中概括性声明的条款又不具备法律的约束力，因此，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就亟须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专门管理跨国人口流动的协议加以确定。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和平发展的人口大国，努力推动跨国人口的国际合作，将从一个侧面为国际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

　　四、结语

　　总体来说，自二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加速了人口的跨国流动，从深层次分析，可以看出，良好的政治、经济条件与适宜的自然环境已成为推动跨国人口流动的三大主因。同时，全球化时代的跨国人口流动也是一把双刃剑，大量人口的流入对一个国家的现有政治格局是一种挑战，而且容易激化国家间的矛盾，甚至引发冲突与战争；跨国人口流动在为人口输入国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给人口输出国的经济安全带来了诸多隐患，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即人才流失现象严重；此外，跨国人口流动中存在的非法移民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影响社会安全的主要因素。总之，跨国人口流动已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对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挑战。在此情况下，中国更应在处理跨国人口流动问题时谨慎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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