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戴长征(1964—)，男，安徽寿县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人文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博士、行政管理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行政理论。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人文与行政学院，北京 100029 

　　　内容提要：近年来，国际上有些学者提出了对中国国家权威结构的新的分析范式，其核心论点是，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的国家权威正经历着一场碎裂化的过程。国家权威碎裂化在现实的政治行政过程中有种种表现，较集中地表现为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行政过程中执法者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逐，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以及非正式规则的盛行等方面。克服国家权威碎裂化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制度整合、政策整合、权力整合，职能整合，以及利益整合对于有效防止国家权威的碎裂化极为关键。 

　　　Some internationally acclaimed scholars have recently proposed a new theoretical paradigm to understand the state authority in China,of which,the key point is that the state authority in China has been in the process of fragmentation when China tries to further promote its reform.Phenomena concerning this kind of fragmentation have been demonstrated,concentrating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The public policy has lost its substantial nature of “public”;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 has become one that the offcials attempt to maximize their personal interests;the administrators have become more discretionary and predatory;and informal rules have increasingly popular to replace the formal rules in administration.While China has to face the serious challenge of the fragmentation of its authority,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policy integration;power integration;functional integration and interests integration should be the main means first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for solving the problem. 

　　　关 键 词：国家权威/代理人危机/自由裁量权/非正式规则/权力整合/state authority/agent crisis/discretionary power/informal rules/power integration 

　　国家权威的形成、结构、形式和特性一直是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的焦点。把握某一特定国家权威的结构形式和实际运作过程，是研究者更深入地对该国家和社会进行剖析， 得出规律性结论的逻辑起点。长期以来，在对中国国家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中，学者们， 特别是西方学者利用了这一权威现象学的分析工具，根据中国当代政治行政过程在不同 时期的变化发展，构建了颇具解释力的分析范式。三种对中国国家权威现象的分析范式 先后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

　　一种分析范式是“总体性社会”(Totalitarian Society)模式，[1]这一模式主要流行于80年代前，用于对前改革开放的中国进行分析。其立论的基本点是，中国是一个国家权威统摄一切领域的社会，国家强制和命令经济(Mandatory Economy)的实行，导致社会生活的高度政治化和集权化。在国家强制和命令经济的作用下，中国产生了体制僵化 和经济匮乏的弊端。但是这一分析范式始终面对着来自学界的不同声音，即使在国家高 度集权、命令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期，学者们也不尽赞同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当 代中国政治行政过程从来就充满着国家无力统摄的不确定因素，国家权威表面高度集中 的内部，政治博弈和行政纷争的暗流在悄然涌动。[2]不过在当时的学界，由于这一分 析范式能把握中国国家权威表现出的根本特征，它仍然是比较而言的最强有力的解释工 具。但是这一分析范式有理由为那些研究改革开放后中国问题的学者所抛弃，因为内在 学理上的僵硬使得它难以对变化迅疾的中国政治行政过程作出合理的说明。面对飞速变 化的中国，它的解释力已经丧失。

　　在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初步研究后，另外一些学者试图提出一种新的分析范式来取代“总体性社会”的分析框架。学者们敏锐地观察到了中国社会的利益分化和国家权威运作过程的变化，试图直接套用西方多元政体下的利益群体(Interest Group)分析范式，[3]认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治行政过程受到了来自不同 的、分立了的利益群体的左右。学者们站在国家和社会两分法角度上的个案研究和经验 论证也试图在为这一分析范式提供支持的证据。但是这个分析范式的致命弱点在于它忽 视了外在于国家权威的体制外权威根本就无法在中国存在的事实。社会利益的分化必然 产生利益的群体是一回事，但利益群体是否能对政治行政过程产生影响，影响有多大， 这是另一回事。观察到中国社会利益分立的事实，但据此就认为中国的政治行政过程受 到利益群体的支配，这种立论是站不住脚的。中国意义上的“利益一致的人们”并不是 西方多元政体下的“利益群体”，缺少权威的“利益一致的人们”即使对政治行政过程 有影响，这样的影响在一般意义上也是微小的。可见，利益群体的分析范式在学界的影 响就必然大打折扣了。

　　在对中国国家权威问题的研究上，当下出现了另外一派非常值得关注的观点，值得一提的是，这派的观点以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政治行政过程的独到之处在学界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其核心论点是，在高歌猛进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国家权威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这个威胁主要的不是来自于体制外的异己力量的挑战，而是来自于体制内部的权力持有者们对国家权威的分割和交易，国家权威正经历着一场碎裂化的过程。[4]在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国家的权威进行着另外一种市场化。国家权威作 为一种稀有的价值物可以通过一种类似于商场谈判的方式取得，这一资本化的权力将在进一步的交换和使用中实现只有少数人才能分享的增值。在当下中国，国家权威是碎裂化的权威(Fragmented Authority)，政府过程成了可以谈判的对象(Negotiated State)。对中国国家权威的这种观察与公共管理学者们惯常使用的寻租理论不谋而合，它与寻租理论一样，是对政府权力腐败问题的富有洞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本文引入并将使用这一概念对中国国家权威碎裂化的成因、表现、影响和对策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