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制度文化探析-中国社会科学网

执政制度文化探析

2016年02月22日 16:38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作者：陈元中字号

打印纠错分享推荐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摘要】执政制度文化是执政党推行法律、制度、政策和权力运行机制而形成的治国理政的规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理念、制度价值、制度精神、制度功能认同和对制度规则遵循的意识和习惯等“心理规范”的总和，由主体理念、本体规则和“心理规范”等要素所构成，在执政系统和执政行为中发挥着教育宣示、约束、激励和保障作用。

　　【关键词】制度文化；执政制度文化；要素；功能

　　课题：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共执政文化建设与传统治国文化的现代转化”（07XDJ004）阶段性成果。课题主持人：陈元中。

　　制度文化这个学术范畴，从西方引入中国研究后，已经远远超出了社会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和范式，将制度文化与社会组织结合是当前研究的一种趋势，如行政制度文化、企业制度文化、学校制度文化等论题极大丰富了制度文化研究。而在政党政治条件下，还有一种十分重要的制度文化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执政制度文化。执政党在推行其制度的同时，还要将制度规范内化为人们的观念和习惯，全面加强执政制度文化建设。因此，研究执政制度文化，对于丰富制度文化和执政理论，推进执政制度文化建设十分必要。

　　一、执政制度文化的涵义

　　执政制度文化是本文研究的一个新的文化概念。提出一个概念并对其界定是十分困难的，尤其是文化类的概念，正如罗威特所感叹的那样:“我被托付一项困难的工作，就是谈文化。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琢磨。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状。我们想用文字来规范它的意义，这正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当我们去寻找文化时，它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以外，无处不在。”[1]执政制度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贯穿于执政体系和执政过程的方方面面，虽然难以抓在“我们手里”，但丰富的制度文本和制度精神等“无处不在”，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研究资料。

　　首先，执政制度文化是一种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是执政制度文化的属概念，制度文化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为我们研究执政制度文化提供了借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西方社会人类学关于文化与制度的关系基础上提出并着手对制度文化进行研究，认识到“制度文化不同于制度。制度既不是纯物质的、也不是纯精神的，它是一定的物质活动和一定的精神活动相结合的有机系统。”[2]也许是受到西方政治文化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将制度文化纳入到主观性的文化领域之中，“讲制度文化实际上就应当是讲与制度相关联的意识形态和与制度相关联的社会心理。”[3]从制度文化的要素结构看，视制度文化仅为主观性方面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制度文化的基础是制度的规则性，于是有的学者从规则层面谈论制度文化，认为史学界通用的制度，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选举制度、监察制度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或者说文化现象，同时它又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文化各方面的发展。[4]两者观点从不同视角揭示了制度文化的基本内涵，但是，分开表述不符合制度文化的本来含义，应当将制度的规则性与观念性统一起来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制度文化，在新世纪发表的研究成果中，已经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有研究者认为：“制度文化更加偏重于强调制度的文化层面与规则层面的内在一致性，即强调制度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思想意识与制度和习惯、规范、规则的内在一致性。也就是说，制度与制度文化虽然非常相似，但是制度文化作为文化的制度层面比制度带有更浓厚的文化色彩，与文化的联系也更紧密。”[5]至此，就可以将制度文化进行定义，即“所谓制度文化是指制度意识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社会规范、制度及组织机构和设施等的总和，同时它也是社会规范现象存在和发展的文化基础，是人类在漫长的文化进程中进行自然和社会规范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智慧结晶和精神财富。制度文化不仅包含着强制性较高的制度规范，如法律、法规等,也包含着强制性较弱的如风俗、习惯、道德等一般社会规范，其核心是作为精神文化的价值观念。”[6]把制度文化的制度规则系统与观念系统统一起来，比较准确地揭示了制度文化的内涵，并兼顾到了概念的周延性，虽然将组织文化中的组织机构和设施纳入制度文化而有所欠妥外，对制度文化的整体性把握是值得肯定的。执政制度文化同样是制度规则与制度意识或观念的统一，是一种特殊的制度文化，只是内涵和外延与其上位概念的制度文化有所不同。

　　其次，执政制度文化是特指政党执政的制度文化，不是泛指所有制度文化，其文化内涵和外延均与制度文化有较大区别。制度文化的内涵涉及到“对社会共同体中各种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可能发生制约作用的各种规则和形态规范的总和。”[7]外延宽泛，就制度文化的制度规则而言，几乎涵盖所有“社会行为”，“从外延方面看，它包含所有对行为主体在各种情形下的社会行为具有制约作用的‘规则和规范形态’。它既包括‘法律’、‘道德’、‘政策规定’、‘组织纪律’、‘规章规则’，也包括‘宗教礼仪’、‘教规戒律’、‘乡规民俗’、‘家规帮规’，还包括‘行为习惯’、‘许愿承诺’等等”，在人们的一切社会行为中，都有制度文化的规导，“作为一种文化，它既包括各种“文字的、正式规定的”符号形态，也包括各种‘非文字的、非正式规定的’符号形态。如，在涉及到孩子生活、学习的问题上，父母的价值选择和行为要求、对孩子来说，就是孩子在家庭生活中的一种‘制度文化’。” [8]而执政制度文化无论是制度规则还是制度意识，都与一般意义上的制度文化有很大区别，执政制度文化是政党为了加强执政体系建设，规范执政权力运行，推进执政方略实施所制定和施行的法律、制度、政策和寓于其中的制度意识、制度精神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习惯等，在文化的主体性、对象性、规则性和功能性等方面，都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政党特征和时代特色。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执政制度文化是执政党推行法律、制度、政策和权力运行机制而形成的治国理政的规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理念、制度价值、制度精神、制度功能认同和对制度规则遵循的意识和习惯等“心理规范”的总和。就其内涵而言，执政制度文化包含着实体性规则和主观性“心理规范”两个方面，前者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后者则是一种非正式制度，作为文化体现为规则或具备规则性特征和功能。

　　二、执政制度文化的要素

　　执政制度文化是由执政党建设的执政体制、法律、制度、规定等规则和灌输的制度意识等，具有鲜明的政党性、规则性和心理规范性，源于它由主体理念、本体规则和“心理规范”等要素所构成。

　　主体理念是指执政党建设执政制度文化中所坚持的价值观和信念，具体为制定什么样的制度，体现什么样的价值，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实现什么样的功能，等等。执政党在制定制度时都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和原则指向，如邓小平在标志着开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著名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就鲜明地指出了制度改革和建设的目的意义，强调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9]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执政制度建设中，其理念是鲜明、科学的，这从党的十三大以来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得到了很好地体现，要求通过制度建设，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健全法制，扩大民主，增强活力，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如党的十七大要求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时要求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要坚持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等，贯彻了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原则、人民当家作主目标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制度理念和精神。总之，“制度无非是物化了的理念的存在形式，没有正确的理念就没有科学制度，”[10]执政制度都是在先进理念指导下制定的，执政主体理念直接决定了制度文化建设的目标方向和根本性质，主体理念成为执政制度文化的核心要素。

　　本体规则是执政制度文化的基本要素，主要指正式制度。制度是指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而制度化是政治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11]制度文化包含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正式制度是人们自觉地、有意识地创造出的一系列法规、政策和规则，从宪法、各种成文法和不成文化法到各种政策规定、实施细则，最后直到个别交易活动的个别契约。”[12]执政党为了实施执政方略，实现执政使命、目的和价值，必将制定和推行系统、科学、稳定的制度规则。这些规则包括基本制度、具体制度、政策规定和机制（含实施细则）。基本制度有宪法和法律，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和政党制度，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党内组织体制和领导制度，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制度，党和国家组织制度，党和国家权力运行和监督制度，执政体制和执政的基本方式，等等，与丰富的具体制度、政策规定、实施细则一起构成了庞大的制度体系，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执政制度文化的规则系统，是执政制度文化的本体，或成为执政制度文化的实体性部分。

　　“心理规范”是指执政制度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包括执政主体和客体的制度意识、道德规范和行为习惯。在新制度主义看来，制度文化是一种非正式制度抑或为非正式约束，是指一个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的、不依赖于人们主观意志的社会文化传统和行为规范，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等。[13]新制度主义把文化中的观念等要素作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长期存在的价值理念、风俗、习惯等认知网络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意义框架，与组织所使用的规则、规范、程序等一同导向和约束着人类行为，发挥着实体性规则的作用。政治文化学也有相同结论，阿尔蒙德等指出：“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识、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14]中国学者已经将非正式制度纳入到制度范式之中进行研究，“制度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中个人遵守一套行为规则，而这一套行为规则又可以理解为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正式的制度如宪法、法律与规定等；价值、意识形态和习惯等则是非正式的制度安排。”[15]表明制度及其制度文化建设要高度重视非正式制度部分，在执政制度文化建设中，我们把它称其为“心理规范”，人们对执政制度价值的选择，对执政道德的遵循，对制度规则的认知和在长期执行中形成的制度行为习惯，是对制度的认知、情感和评价后的履行，执政制度以不同形式和内容内化于人们内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制度如民主政治规则和程序、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依法执政的要求等成为人们的一种“心理规范”或“心灵契约”，执政主体和绝大多数客体都能够有意识地支持和无意识地遵循着制度规则，“心理规范”式的非正式制度成为执政制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执政制度文化的功能

　　教育宣示功能。党的执政制度不仅体现为一种秩序体系，更重要地是赋予了执政理念、价值和使命等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讲，执政制度文化是一种意义系统，它对内发挥着对民众的教育引导功能，正如《论语?为政》所云：“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道德为引导，以礼仪制度为规范，民众会受到教育，有廉耻之心，同时还会遵循规定，就深刻地揭示了法律制度的教育功能。如民主集中制既是党内组织制度，也是国家机关的组织制度，还是执政活动中的重要领导制度，经过长期的贯彻执行，使越来越多的人深刻地认识到幅员广大、民族众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里，民主集中制度对于加强组织建设、提高执政效能的重要意义，并能够基本遵循其制度规范。执政制度文化对外还能起到宣示作用，因为制度文化不仅有制度规则，还包括非正式制度即意识形态、价值观、道德规范和行为习惯等主观性要素，外界可以通过制度文化判断执政党的价值取向、国家性质、道路模式、民众的制度意识和习惯等，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和直接或间接地行使民主权利，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表明了中国政党组织的地位和民众对执政党的选择以及代表工人、农民及其他阶层的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中国民主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实现形式，体现了民族的平等，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赋予了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等实质性内容，等等。恩格斯指出：“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16]实际上也揭示了制度和制度文化的宣示作用。

　　约束功能。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指出：“人明显地是这样一种动物，他极度依赖于超出遗传的、在其皮肤之外的控制机制和文化程序来控制自己的行为”，因为“文化是一个总管行为的控制机制——计划、处方、规则、指令（计算机工程师将其称为‘程序’），”[17]尤其是制度文化，它不仅通过刚性规则给生活于同一共同体的人们以行为方式的正式约束，还以柔性的制度意识、价值观和习惯等给人们以非正式约束，埃尔斯特认为，非正式约束是指人们对其他人的行为产生某种预期的精神状态，这种预期不是基于正式规则（如成文法律），但却会导致对个人的某一种行为的有效限制。[18]由于制度文化包含了纪律约束成分，既指明了“应当怎样做”的要求，又限定了“不能怎么做”的行为边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人们行为的正式和非正式约束，执政制度文化同样起到了这种全方位的约束作用，集体领导制度的长期实行，使掌握有国家公共权力的执政者既要遵循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规范的约束，还会受到党的领导原则和民主意识的约束，依法治国的方略和依法执政的方式的实施中，领导者在行使权力时既要遵循法律程序，还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法律意识的影响。正是由于制度文化的约束，才使执政者遵循执政规则，履行执政职能，完成执政使命，形成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提高执政效率。

　　激励功能。由于制度直观展现着规则，似乎只划定了人们的行为规范或人类行为的控制体系，使一般人只看得出制度的规制作用。这显然是很不全面和不准确的，因为制度包括制度文化更重要的价值功能，制度理念引导制度规则明确了人们的权利义务，而作为执政制度中的政治制度还明确了人们的地位和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以及制度文化具有激励功能，国外学者从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得出了这种结论，诺思认为,“制度就是一种激励结构，一种激励制度。好的制度应该可以激励人们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有效地运用高技术。”[19]同理，好的执政制度和制度文化“应该可以激励人们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提高执政效率，如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无疑使政党各自明确了合法性地位和历史使命，充分发挥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作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激励着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自觉融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克服依赖思想和自卑心理，自主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推进了国有企业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跨越发展，另一方面极大刺激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证明，好的制度通过规定人们的行为方向，改变人们的偏好，影响人们的选择[20]而实现正功能，极大限度地调动起人们的政治热情和创造能力，坏的制度则具有负功能，限制甚至打击人的积极性。

　　保障功能。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教训时曾经深刻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是因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21]制度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决定了制度的保障功能。而制度文化的保障作用更加突出，“当一项有形的规则被遵循时，它所培育出来的无形的纪律感将比有形规则涵盖得更远、更深。”[22]执政制度文化就是由有形的制度规则和无形的制度意识所构成的系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和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总和，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在维护党的领导地位和维护人民的主人公地位中起到了可靠的保障作用。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可以说不仅是一种制度规则，而是一种深入人心的执政制度文化，执政者在重大决策和重要人事任免时会自觉地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由此而保障了决策的民主和科学。

　　【参考文献】

　　[1]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第26页。

　　[2][3]贺培育：论制度文化，《河北学刊》1990年第2期，第28、29页。

　　[4]熊铁基：从制度文化的建设到精神文化的发展—汉唐文化史研究之一，《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3期第94页。

　　[5]曾小华:文化、制度与制度文化，《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2期第35页。

　　[6]任　伟　麻海山：制度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前沿》2007年第8期第204页。

　　[7][8]谭明方：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兼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浙江学刊》2001年第3期第107页。

　　[9]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

　　[10]霍丽娅：改变传统观念,构建现代组织文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9期，352页。

　　[11]亨廷顿：《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12][13]王跃生：《制度、文化与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8页。

　　[14]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制度和民主》，马殿军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