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关 键 词】执政组织文化；学习文化；创新文化；服务文化；价值

　　课题：本文系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共执政文化建设与传统治国文化的现代转化”（07XDJ004）部分成果，主持人：陈元中

　　执政组织文化是由执政党主导的执政组织理念、组织价值观、组织精神和组织结构、组织规范及其成员对执政组织目标的信念、组织系统的认同、组织规范的服从、组织生活的热情等组织观念和组织心理，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由于这种体系文化强调组织成员以及民众对执政组织的政治合法性的认同及对政治权威的信服[1]，因而使执政组织文化在执政组织的构建和运行中具有重要价值。文化的价值决定于文化的特质和内涵。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一、再造学习文化，增强执政组织的适应性

　　危机与挑战是当今世界政党共同面临且无法单靠经验应对的严峻问题，鉴于此，政治学家们开出了增强“适应性”以提高生存能力的“药方”，亨廷顿认为“适应性就是后天获得的组织性；概而言之，就是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和存活能力。”[2] 深刻揭示了适应性对于组织的生命意义。布卢卡斯?迪克森则强调适应的必然性，“政党适应性是增强政党应对环境压力的更深层次的适应，它意味着政党不再去扭转、改变其所处的环境，而是转变自身以适应环境。”[3]如何增强适应性呢？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圣吉提出的学习型组织理论旨在改变组织生存和发展模式，强调学习是增强组织适应性和生命力的源泉。[4]我们党部署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就是要打造新型学习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转变学习理念，明确学习取向，优化学习风气，进而发展组织文化内涵，推进组织建设革新，把学习作为组织建设和发展的一种新方式，使执政党和执政体系自觉适应执政环境的新变化，满足执政使命的新要求。

　　1．树立践行使命的学习理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提高履行执政使命的能力

　　在学习型组织建设中，转变学习理念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在讨论中，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参照学习型组织理论创始人彼得?圣吉基的学习观，并只注意到彼得?圣吉基关于学习模式的论述，强调自主学习、团队学习、全员学习、终身学习、创新学习等，以为这就是全新的学习理念，而忽视了学习理念更为重要的方面——学习价值问题。学习理念不仅是对学习方式的指导，更重要的是对学习目的的引导，因此，转变学习理念，既要创新学习方式，更要明确学习的价值目标。为履行使命而学习，才是学习型组织建设的核心理念。彼得?圣吉正是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大企业的寿命很少超过人类寿命的一半” [5]的严酷现实，向人们发出了“学习的速度小于变化就等于死亡”的警告，呼吁企业树立新的学习理念，要求在组织价值观和共同愿景的基础上，加强团队学习，改变旧观念和思维模式，不断超越自我，以增强组织的适应性和生命力。

　　学习型组织理论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在于深刻认识到当今政党政治竞争十分激烈的条件下，执政党组织要增强适应性和生命力必须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关键是要树立践行执政使命的学习理念。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是在客观分析党的组织状况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组织状况与适应执政使命的关系，并进而提出了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重大战略任务，认为“当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尖锐地指出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深刻揭示了不断学习、善于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是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是适应世情、国情和党情变化，担当执政使命的内在要求。因此，执政者要以适应执政使命为目的，不断学习，努力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2．确立符合共同愿景的学习取向，在多元价值碰撞中增强执政组织的凝聚力

　　共同愿景是一种共同的愿望、理想或目标，是组织文化的核心，确立共同愿景，是再造学习文化的目标取向和重要任务，增强执政组织凝聚力的重要维系。必须承认的是，价值取向多元化的问题十分严重，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中，人们一方面学习和接受了先进的思想理论和观念，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另一方面也同时受到了一些消极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不适应执政环境变化，出现了种种思想问题：有的执政者政治思想模糊。忽视、轻视甚至蔑视厌恶学习执政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知其名，不知其内容和精神实质，却常常对其理论妄加评论；或偏好西方政治理论，主张用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指导中国改革。有的执政者理想信念动摇。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环境下失去正确的目标方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心不足，对资本主义盲目崇拜，利用手中权力捞取私利并以“办公司”、入股等方式洗钱，或将钱财和家属转出境外。有的执政者价值目标偏离。“拜金主义”、“拜权主义”、“官本位思想”严重，权欲、物欲、色欲强烈，执政为己、用权谋私、贪污腐化。这些问题严重消解了执政党组织的凝聚力。

　　解决理想信念问题还要从转变思想认识入手，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中，必须明确履行执政使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习取向，使执政者形成与组织一致的理想目标，即建立共同愿景，形成组织价值认同，提高理论素养，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和价值多元化的影响，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这就要求学习掌握实现共同理想，形成共同愿景的理论、政策和知识，按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要求，“组织党员、干部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学习党的历史，同时广泛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和国际等各方面知识。”用先进的理论知识丰富学习文化内涵，增强组织凝聚力，提高执政文化力。

　　总之，组织因学习而适应，因适应而生存和发展。学习的基本价值在于提升组织的适应性，只有适应执政环境变化和执政使命要求，打造新型学习文化，树立先进的学习理念，凝聚全员的学习取向，培育优良的学风，才会不断增强执政组织的适应性和生命力。

　　二、发展创新文化，保持执政组织的先进性

　　发展创新文化，是党中央提出的新的战略任务。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发展创新文化，培育全社会创新精神，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最深厚、最持久的社会基础。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6]对于执政组织文化内涵建设而言，发展创新文化，就是要以创新精神推进先进性建设，突出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积极推进团队创新，形成以创新提升执政能力、执政竞争力的组织文化。

　　1．推进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为保持执政组织先进性提供理论指导和制度保障

　　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坚持理论创新是执政党的重要品质，推进理论创新是执政党的重要历史使命，通过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是党执政的重要经验。“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7]

　　坚持理论创新，就是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践永无止境，党的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当前尤其要进一步加强三个方面的理论创新：一是经济建设理论创新。我国已经进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凸现，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等，需要加强理论研究和创新，破解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确保2020年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二是政治发展理论创新。着重解决好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协调、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和运行质量、公民权利的保障等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康发展。三是国际政治理论创新。世界已经进入后金融危机或后经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国际经济规则改革、世界经济治理机制改革深入进行，全球格局从严重失衡到逐步平衡，超级大国地位下降，发展中国家和新经济体地位提升，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多极化正处于调整当中，如何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的新的战略方针，抢占世界经济发展新的制高点，在提升经济硬实力的同时提升文化软实力，需要新的理论指导。

　　制度创新是对体制机制的革新，核心内容是创设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管理制度。制度创新是创新型组织的根本，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各项制度就是坚持制度创新的结果，同时，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不断完善，在实施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确立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科学发展战略中，将触及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如经济体制和制度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下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现代产权制度等需要加快建设；农村金融体制、集体林权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需要加强改革和创新；预算管理和监管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省以下财政体制、金融投资体制等还需要完善。政治制度方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是政治制度创新的重要任务。当前尤其是要在扩大人民民主、发展基层民主、加快行政管理体制、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总之，要打造创新的制度文化，以制度推进组织创新，为保持党组织和执政体系的先进性提供制度保障。

　　2．培育团队创新文化，为保持执政组织先进性提供组织保障

　　一方面要推进执政体制创新，搭建团队创新的组织架构。这对于一个实行一党领导制并长期执政的权力体系来说尤其重要，因为缺乏体制外政治组织对其执政地位形成足够的压力，使之危机意识淡化，自我改革动力不足，“党作为一个创新的机构，随着年龄增长已失去它的创新热情。它日益成为专替制度和它本身意识形态作辩护以及监督政府和工业的人事安排的一个机构。”[8]结构决定功能，只有适应执政环境变化，不断完善执政体制机制，才能彰显组织的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要打造创新团队。执政组织是国家权力的框架，执政者才是活生生的组织创新的推动者，因此，培育创新人才尤其是创新团队十分重要。一是打造年轻团队，增强创新活力。团队年龄偏大不利于组织创新。苏共失败给我们提供了教训，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14名政治局委员中，70岁以上8人，占57.1%，最高5人领导核心中，平均年龄75岁，人称“老人团”，[9]执政组织中的核心人物由于年事已高，思想保守、意志衰退难以改变，不仅不会推动创新，甚至会成为创新的阻碍。因此，要进一步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化”方针，增强干部队伍的生机活力。二是推进团队创新。有西方学者发现，中国的团队创新意识和能力较差，“中国的舞台艺术、时装、雕塑、音乐与电影领域都充满了创造力，但仔细研究可以发现这些都是个人创新而不是团体创新。”如果中国不能形成团队创新，“很可能我们将面对中国全球竞争优势‘结束的开始’”。 [10]综合国力的竞争，核心是党的执政能力的竞争，执政组织形成团队创新尤其重要。而团队创新氛围不浓，成果不多，与组织文化密切相关，“在一个继续现代化的社会中，政策的创新与其政治制度中的权力集中或多或少有着直接的关系，” [11]根深蒂固的集权文化无疑是消解集体力量，扼杀团队创新的杀手，培育组织的民主文化，是推进团队创新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是保持执政组织先进性，推进政治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三、重塑服务文化，扩大执政组织的代表性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时期的局部地区执政开始，就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尤其是在全国范围执政以后，执政宗旨逐步凝练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长期的执政实践中形成了党的服务文化。这种服务文化已经深入人心，并长期以来得到人们的认同和接受。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和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我们就会发现，人们长期陶醉其中的服务文化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因为这种服务文化的特质是组织本位和人民本位基础上的为人民服务，基本特征是由执政组织代表人民并按照自己的政治愿望安排服务方式、提供服务内容的供给或给付式服务。无论是服务理念、服务客体范围还是服务方式等都与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需要重塑服务文化，丰富文化内涵，增强执政组织的代表性，提升执政组织文化价值。

　　1．实现党的服务宗旨与执政组织服务职能的统一，从组织职能上增强执政组织的代表性

　　推进执政组织职能重心位移：由政治统治转向公共服务。执政党的宗旨体现和落实在执政职能之中，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共产党领导的议行合一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模式，因此，执政职能是由执政党组织、国家权力、行政和司法机关共同承担的，在较长时间内，执政组织以巩固执政地位，维护执政合法性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作为为人民服务的重要任务，政治统治也就成为执政职能的重点，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12]但是，在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职能的重点必须位移到以公共服务为核心的公共管理上来，通过履行公共管理职能践行服务宗旨，在公共服务中赢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政治统治的职能也就同时得到履行。

　　把党的宗旨贯穿于服务型政府职能之中。在执政条件下，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国家公权机关来实现的，其中，政府是党履行执政职能的重要机构，党的执政为民的宗旨贯穿于服务型政府职能之中，是重塑服务文化的客观要求和主要实现途径，同时也耦合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要求。因为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民主制度框架内，把服务作为社会治理价值体系核心和政府职能结构重心的一种政府模式或曰政府形态。”[13]强调政府职能结构重点在公共服务，通过规范政府行为，不断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使党的宗旨的价值通过服务型政府职能的履行得到贯彻落实，执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性在政府为全民服务中得到扩大和增强。

　　2．实现服务对象由“人民”扩大到“公民”，从服务客体的扩大中增强执政组织的代表性

　　要区分“人民”和“公民”的界限。执政组织服务的对象是什么？是“人民”还是“公民”？必须界定。“人民”属于政治范畴，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在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为劳动者阶级争得当家作主地位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政治概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仍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中国人民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主要服务对象。“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是指具有一国国籍，并根据国家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相对于国家要素（国家包括土地、人口、政府、主权等要素）而言，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是国家公民。

　　把执政组织的服务对象扩大到公民。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服务的对象是“人民”，但是，作为执政党，所控制的执政组织体系的服务对象就不能限定在“人民”范畴，而要扩大到全体公民。这与党的宗旨并不矛盾，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作为中华民族的执政者，构建的执政组织，是政治机构与国家机关紧密结合的执政系统（这也正是本课题采用了执政组织概念的缘由），既要坚持政治性，又要突出国家性，既要以“人民”为基础，又要对阶级和阶层进行整合，既要为人民服务，又要为公民服务（在政府职能上）。把服务对象扩大到公民范围，是执政党的应有职责，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目标要求，也是重塑服务文化的重要意涵。明确公民为政府的服务对象，就进一步增强了执政组织的合法性和代表性。

　　3．实现强制性服务向选择性服务转变，从服务方式上增强执政组织的代表性

　　虽然我们党始终牢记和践行着执政为民的服务宗旨，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坚持组织本位、权力本位，因而各级执政组织都是按照领导意向、政治意图和权力意志而提供给社会以服务，有学者视其为强制性、施舍性服务[14]。由于没有充分了解和反映服务对象的意愿和要求，使服务带有强制性特点，在履行党的宗旨，提供服务时却有可能违背人民意愿，做了不符合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要求的事。虽然这种服务不乏良好愿望并取得一些好的效果，但是，“强制性”服务导致公民反感的案例却俯拾皆是，如一些强制性服务收费等就违背了服务宗旨。

　　执政者是公仆，人民是主人，主人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应当由他们自己来选择，因为“一般来说，凡办理一项事业或决定怎样来办和由谁来办那项事业，最适宜的人莫若在那项事业上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人。”[15]因此，我们在提供服务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权利本位、社会本位，充分尊重群众意见，引导公民参与，实现由强制性服务向选择性服务转变。

　　总之，通过重塑服务文化，创新了服务理念，拓展了服务领域和方式，避免了执政党只为人民服务而排斥公民的歧义，提升了执政组织文化价值，增强了执政组织的代表性。

　　【参考文献】

　　[1][美]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2][11][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11、119页。

　　[3]参见杨光斌：《政治学导论（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8页。

　　[4][5][美]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郭进隆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19页。

　　[6]《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500页。

　　[7]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10页。

　　[8][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0页。

　　[9]参见魏则焕《苏共兴衰透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223页。

　　[10][瑞士]比尔?费希尔：“中国已到必须创新的关键时刻”， 《参考消息》 2010年8月20日。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3页。

　　[13][14]施雪华:“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涵义、理论基础和建构条件，《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4页。

　　[15][英]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