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卡普兰《理性选民的神话》一书认为，公众存在的系统性偏见会造成民主失灵，但这并非“理性的无知”造成的，而是“理性的胡闹”使民主制度产生不良政策并得以持续，只有更多依靠私人选择和自由市场才能弥补理性的胡闹产生的不良后果。该书在理论上有所创新，但是也有局限：以“理性的胡闹”否定“理性的无知”是没有意义的，选民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草率地否定民主制度也是不可取的。

　　关键词：系统性偏见 理性的胡闹 理性的无知

　　布赖恩·卡普兰所作的《理性选民的神话》[①]一书于2007年出版，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2007年度最佳图书（政治类）”，并获2008年独立出版社图书奖银奖。在该书中，卡普兰为“民主失灵”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卡普兰认为，“民主失灵”并非由于民主程度不高所致，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民主程度很高，运行良好，政治完全遵从选民的意愿才会产生不良的公共政策。

　　一、 该书涉及的主要概念

　　为便于更好地理解《理性选民的神话》一书的主要内容，本文在第一部分先把该书出现的主要概念作一解释：

　　1. 系统性偏见

　　系统性偏见是本书的核心概念之一，主要指公众在经济方面存在的偏见，在卡普兰看来都是错误的观念，是非理性的。公众的系统性偏见主要分为四类：反市场偏见、排外偏见、就业偏见和悲观主义偏见。反市场偏见表现在：价格不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而是首席执行官们有意共谋的函数[②]，是资本家共同决定的；将利润等同于财富转移，所以公众倾向于限制企业家的利润。排外偏见主要表现为反对对外贸易，倾向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反对移民等。就业偏见是指低估节约劳动所带来经济效益的一种倾向[③]，将同样一项工作用更少的人视作危险，而不是进步。悲观主义偏见是指公民的悲观情绪，要么过分夸大某些问题的消极面，要么对现状和未来持悲观态度，过去永远比现在好，而未来会变得更糟。

　　系统性偏见是该书的立论基础，是导致民主失灵，即为何民主制度导致不良政策的真正原因。

　　2. 理性的无知

　　“理性的无知”是公共选择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首先假设人都是理性的，追求利益最大化。具体过程是由于社会成员个人意识到自己行动的影响微不足道，因此采取了某种不负责任的行动，使得公共产品无法提供或者提供不足，从而损害了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这就是“理性的无知”。[④]政治学者将其引入政治领域用以解释政治现象，“民主失灵”就是该概念解释的现象之一。在投票过程中，选民的一张选票对投票结果影响甚微，但是选民进行选举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例如时间成本和信息成本，选民为了投票花时间、金钱了解选举人及其他相关信息得不偿失，是不理性的，所以他们都会倾向“无知”。无知选民的选择是随机的，当选民的数量足够大时，他们的选择会相互抵消，了解真相的人就掌握了选举的方向（卡普兰将上述这个过程称作聚合的奇迹）。政客、利益集团因此有了操纵选举的空间；而在政治的具体运作过程中，选民更不可能施加影响。所以，民主就成了少数人攫取利益的工具。

　　3. 理性的胡闹（rational irrationality）

　　“理性的胡闹”是该书的另一核心概念，是支持其论点的逻辑路径。人们都有观念偏好，选民的非理性，即系统性偏见就是选民的观念偏好，它满足心理和情感的认同。经济学家解释人们做出选择有两股关键力量，即价格和偏好[⑤]。价格低，人们会更大程度地满足偏好；价格高，偏好的满足程度就低。卡普兰认为这两股力量也可以解释非理性：人们对非理性的需求随着非理性带来成本的降低而上升。一般而言，人们倾向于非理性，不经过深思熟虑而接受让自己感觉最好的观念，理性处在“待命”状态中，当非理性让自己蒙受巨大损失时，理性才会被激活。卡普兰将这个过程称作“理性的胡闹”[⑥]。 需要强调的是公众认为其感觉良好的观念是有效的，但是由于付出的成本低廉，理性一直处于“待命”状态，所以对这些观念没有进行细致的思考。

　　选民投票时，因为一张选票不能改变政策结果，非理性的价格几乎为零，所以选民投票时也会选择“理性的胡闹”，按照其系统性错误观念行事。

　　二、该书的主要观点和论证逻辑

　　卡普兰的主要观点和逻辑是这样的：首先，指出公众存在系统性偏见；其次，否定“理性的无知”对民主失灵的解释；然后，提出“理性的胡闹”，说明民主制度如何产生不良政策并使之得以持续；最后，据上述结论提出自己的主张，要更多依靠私人选择和自由市场。

　　1. 公众存在系统性偏见

　　为证明公众存在系统性偏见，卡普兰应用了1996年由《华盛顿邮报》、凯泽家族基金以及哈佛大学调查项目组联合组织的一项针对美国公众与经济学家的经济调查（Survey of Americans and Economists on the Economy, 简称SAEE）的结果。这项调查用同样的一些问题随机采访了1510普通美国公众和250名经济学博士，根据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公众和经济学博士观念之间存在巨大差异[⑦]。

　　卡普兰提出，证明公众和经济学博士观念存在系统性差异仍然不够。这不代表经济学家就正确，因为非经济学家会质疑经济学家的客观公正性，他们的质疑主要基于两点：自私偏见（经济学家的经济状况让他们为现实做辩护）和意识形态偏见（经济学家一般是市场原教旨主义）[⑧]。为此，卡普兰根据SAEE提供的数据做了一项实验，用“开明公众”的观念和一般公众、经济学家的观念比较，来看经济学家的观念是否受到其经济状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卡普兰定义的“开明公众”是指具有和经济学家一样的知识水平，但是其经济状况和政治意识形态和普通公众一样的人[⑨]。这样，当“开明公众”的观念和普通公众的观念一样时，说明经济学家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意识形态确实影响了他们的认知；当“开明公众”的观念和经济学博士的观念一样时，说明经济学家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意识形态并不影响他们的专业判断。卡普兰实验的结果是后者，经济状况和政治意识形态不是公众和经济学家观念差别的原因，经济学家的观念完全出于其专业知识作出的判断，因此没有理由去怀疑经济学家观念的正确性。所以，公众的系统性观念是错误的。

　　2. 否定“理性的无知”是民主失灵的原因

　　上面解释“理性的无知”概念时讲到它通过一个被卡普兰称作“聚合的奇迹”的过程发生作用，选民无知导致了解真相的人控制选举方向，而无知选民的选票要么由于随机的错误而相互抵消，要么被宣传误导[⑩]。卡普兰首先就否定了选民是无知的，而是正如他前面所证明的那样选民存在系统性偏见。并且，由于情感认同，选民的系统性偏见很难被改变，正如相信上帝创造了人类的人，很难会因为他人提供的诸如进化论、遗传学证据而改变自己的信仰。除了存在系统性偏见外，选民还能诉诸默会知识（inarticulate knowledge）和认知途径(cognitive shortcuts)获得部分政治信息[11]。其次，用“理性的无知”来解释民主失灵推导的结果会认为官员和政客无需理会选民，可以在政治上随心所欲，因为选民无知，整个政治体系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黑箱子”。卡普兰提出选民可以通过最优惩罚来规制官员和政客的行为，最优惩罚是指惩罚的力度根据事情败露的概率降低或者收益的上升而提高，这样实际上，官员和政客不会肆意违背选民的利益。此外，选民可以就其一切存疑的事情说不，从而使得“内部人”的行动范围缩小[12]。综上，由“理性的无知”推导民主政治为少数人服务不成立。

　　3. “理性的胡闹”持续产生不良政策

　　根据上面已经做过的解释可以知道，“理性的胡闹”实际上是人们随偏好和成本而变化的一种行为机制。人们做出选择不仅仅根据收益最大化，还受观念偏好的影响。人们的理性会处于“待命”状态中，理性何时出现主要看付出的物质成本的大小。如果付出的物质成本不高，人们会依据自身的观念偏好行事，将理性抛在一边，反之亦然。卡普兰通过几个案例来解释“理性的胡闹”的存在，这里具体介绍其中之一，即斯大林对待遗传学和相对论的案例。遗传学和相对论都和苏联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违背，但是斯大林却采取不同的态度对待这两种观点。对于遗传学，斯大林支持以科罗菲姆·李森科为首的反遗传学观点，满足自身的情感偏好；对于相对论，却由于其事关国家的核武器事业，斯大林保持了理性，意识形态靠边站，不仅不压制，还大力提高相关科学家的待遇[13]。

　　类似地，选民存在观念偏好，即上面阐述过的系统性偏见，如反市场偏见、排外偏见、就业偏见和悲观主义偏见。在政治活动中，选民会根据自身这些“偏见”（选民自身并不认为这些观念是偏见）做出选择，这是因为选民为其付出的物质成本几乎为零。卡普兰如此计算选民为系统性错误观点即非理性付出的物质成本：假设D是投错票的总物质成本，p是一张选票对政策的决定性概率，那么个人付出的实际物质成本就是p乘以D；如果p为0，那么个人付出的实际物质成本就是0[14]。所以，卡普兰得出结论“如果一张选票不能改变政策结果，非理性的价格就是零”[15]。既然为了自身的观念偏好付出的物质成本几乎为零，那为什么不放纵一把呢。

　　问题至此还没有完全解决。选民的系统性观念既然是错误的，那么依此产生的政策必然产生不良结果，政客的能力就会遭到选民的质疑；如果不按照选民意愿行事，政客又会被认为在维护特殊利益，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候选人不再当选。所以，政客必须既遵循选民的意愿，又使政策产生效益。忠诚和授权关系能够使这种情况发生。选民对当政者有着一定程度非理性的忠诚，这种忠诚让政客有回旋余地和可操作空间。整个官僚体系是一种授权关系，所有的权力并不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当政策产生不良效果或者政策偏离公众的意愿，公众一般责怪直接负责的官员，上层官员可以利用公众的这种认知使自己不必成为不受欢迎的对象。实际上，公众低估了授权关系的统一性，即对于下层官员的错误上层官员要承担更大的责任。[16]政客在利用忠诚和授权关系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也是在使民主制度持续产生不良政策：政客按选民的意愿行事，产出不良政策；努力采取并能够采取一定方式阻止政策的不良后果，不良政策得以持续。

　　4.依靠私人选择和自由市场弥补理性的胡闹

　　由上面的分析可得知，民主失灵产生不良政策的真正原因不在于“理性的无知”，不是由于政治体系被少数人把持，导致民主水平降低，而在于政治体系恰恰按照公众的意愿运转，民主的程度很高。因此，解决民主失灵的问题不在于提高民主程度，而在于在民主之外寻找新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更多依靠私人选择和自由市场[17]。

　　由此，卡普兰完成了对民主制度产生不良政策的解释，“理性的无知”的解释是靠不住的。第一，选民并非无知，他们自身存在系统性偏见，这种偏见符合其情感认同，遵循这种偏见，会产生心理上的收益。第二，选民并非始终理性，选民的理性处于“待命”状态中，只有当其观念偏好产生巨大的物质成本时，选民的理性才被激活。由于选民倾向这种“理性的胡闹”，他们就会按照系统性错误观念进行投票。政客为了持续执政，一方面要满足选民的意愿，另一方面要尽力维持政策的效益，政客的这种行为使得民主制度得以持续产生不良政策。

　　三、对卡普兰观点的质疑

　　卡普兰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非常大胆，不仅批判了民主的价值观，将现代人们对民主的推崇称作“民主原教旨主义”，认为是民主导致了不良政策。卡普兰提出的“理性的胡闹”的解释确实发人深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从选民非理性来理解选举民主。实际上在经济学领域，对古典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假设早已提出质疑。理性人假设引入到政治学领域发展出理性选择理论、博弈论等，“理性的无知”也是其成果之一。然而，完全理性假设在现实中遇到诸多困境，西蒙尝试对其进行修正，提出有限理性理论，认为因为环境的复杂性和个人能力的有限，行为者既不具备完全信息，也无力设计最佳方案，行为者所能达到的目标只能符合满意原则，而不是最大化原则[18]。最近的行为经济学已经完全抛弃理性人假设被，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将心理学研究成果应用于经济分析中，关注人们在不确定状态下的决策方式，提出了解释决策行为复杂性及不确定性的前景理论”[19]。从此，非理性进入经济学家研究的视野。卡普兰“理性的胡闹”理论正是政治学领域从非理性的角度，对建立在完全理性假设之上理性选择理论反思的成果。虽然许多政治学学者也对利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各种政治现象提出质疑和批判，但是卡普兰首次从非理性的角度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替代“理性的无知”。

　　然而，卡普兰在论证观点、构建理论的过程中还存在不足，使结论未免有些不能令人信服。

　　1.以“理性的胡闹”否定“理性的无知”是不成功的

　　首先，卡普兰没有很好地区分“理性的胡闹”和“理性的无知”。针对卡普兰“理性的胡闹”，可能会有这样的反驳：“理性的胡闹”只是对“理性的无知”的另一种表述，因为选民的系统性错误仍然是由于选民无知，不能掌握足够的信息，卡普兰并没有成功否定选民理性的假设。针对这种反驳，卡普兰引入理性预期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前提，以区别“理性的无知”和“理性的胡闹”。卡普兰认为理性预期理论将理性本质上等同于不发生系统性错误，那么证明非理性就只要提供系统性错误的确凿案例即可[20]。因此，“理性的胡闹”下的选民是非理性的，而“理性的无知”下的选民是理性的，二者存在深刻的区别。但卡普兰利用理性预期作为区别理性和非理性的标准，并且推导“理性的胡闹”和“理性的无知”相区别的努力是失败的。

　　理性预期理论不能用于判断存在系统性错误观念的选民是否理性。所谓理性预期就是指经济当事人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为避免风险或获得最大收益而运用过去和现在一切可获得的信息，对所关心的经济变量在未来的变动状况做出尽可能准确的预测。理性预期并不排斥预期中的失误，而是认为经济当事人不会犯系统性的错误[21]。卡普兰将选民存在的“系统性错误观念”看做“系统性错误”是不严谨的。系统性错误是预期后的行为结果，系统性错误观念是没有成为现实的观念，因此这里有偷换概念之嫌。此外，即使发生了系统性错误，也只能证明行为者没有做到理性预期，而不代表行为者本身非理性，进而也不能以此判断选民是否理性。最重要的一点，理性预期理论本身就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之上，是描述经济当事人行为的理论模型，如果卡普兰否定人的理性，即否定了理性预期理论，那么他又如何用一个他否定的理论作为判断理性的标准。

　　其次，“理性的无知”和“理性的胡闹”在逻辑上可以连贯，它们不是理性和非理性的两极对立。理性选民经过计算认为花时间、金钱全面了解选举有关的信息得不偿失，为此他们选择不去了解选举的相关信息，造成“无知”。然而，选举过程并未到此结束，因为大多数选民虽然选择“无知”，但是并没有放弃投票，于是这部分选民还需在“无知”的状态下进行投票。因为“无知”，所以这个投票行为就是非理性的行为。由此可见，“理性的无知”是理性到非理性的过程。而“理性的胡闹”是指选民存在符合情感认同的系统性偏见，由于犯错成本低，选民会一直按这些偏见投票，只有成本变大，“待命”的理性才会被激活（虽然按照卡普兰的理论，选民投票时理性永远不会被激活）。所以“理性的胡闹”是一个从非理性到理性的过程。“理性的无知”和“理性的胡闹”只是分别强调了选举过程中的不同环节的选民是否理性，卡普兰却试图用投票时选民的非理性否定投票前选民的理性。综上，卡普兰虽然成功提出一种新的解释阐述选民的投票行为，但却未能成功否定“理性的无知”。

　　2.过高地估计了选民在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

　　卡普兰将不良政策看作是遵循选民系统性偏见的结果，但是实际上选民对政策产生的影响非常有限。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包括“问题提出→目标确立→方案拟定→方案优选→政策合法化”五个步骤及各个步骤之间的多次反馈[22]。每一个环节都存在多种因素可能改变政策方向。政治过程中的主体不仅包括选民，还包括政党和利益集团。政党可以通过掌握政权成为政策制定的主体，利益集团通过院外活动及其他手段对政策制定也能够产生重大影响。选民虽然有选举权和问责权，但前者是间歇性权力，选民投票结束后即失去对候选人的控制力；后者具有滞后性，往往在问题产生后才生效，并且需要众多选民形成一致合力才有效果，所以选民在政策制定的博弈过程中处于最不利的地位。

　　而在卡普兰那里，政客唯选民是从，不仅需要迎合选民的偏好，按照选民的系统性错误观念行事，还要处理由这些错误观念带来的麻烦，以免被选民遗弃。此外，在卡普兰那里选民也成了同质化的选民，大家有一样的偏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这显然和实际政治状况不符。所以，卡普兰将选民的系统性错误偏见当做不良政策的来源是过高估计了选民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

　　3.草率地否定民主制度是不可取的

　　卡普兰认为不良政策产生不在于民主程度不高，而正在于民主程度过高，因此应该更多的依靠市场和个人选择。这个结论显然过于草率。

　　首先，民主的反面是专制，而不是市场和个人选择。诚然，民主包含的价值观与市场包含的价值观，即平等与自由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不能同时达到绝对的平等和绝对的自由；但二者的矛盾不是水与火的关系，例如现当代哲学家罗尔斯和德沃金就在调节自由和平等关系上做了突出的理论贡献。罗尔斯试图证明个人自由与公平的财富分配是可以协调的[23]，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理论实际上是在市场规则和保障自由的基础上对资源进行平等的分配。所以弘扬市场不需要通过否定民主，二者可以兼容。反之，如果仅仅因为民主面临了一些困境而抛弃民主，实际上是将政治抛向了专制。

　　其次，即使跟随卡普兰的理论认为不良政策确实由于选民存在系统性错误观念，那么理论最后的落脚点应该落在如何改变选民存在的系统性错误观念上，而不是责备民主的程度过高。卡普兰为了推崇市场和个人选择而放弃民主无异于饮鸩止渴。

　　(此文已发表于《萍乡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美]布赖恩·卡普兰著，刘艳红译：《理性选民的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刘树成主编：《现代经济词典》，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徐加根：《经济学中的理性概念及其演变》，《学术月刊》，2005年第9期；

　　4.吴宇晖、马春文、梁海音：《经济学中理性概念的发展与演变》，《经济思想史评论》，2006年第1期；

　　5.程同顺、张国军：《理性选择理论的困境：纠结的理性和不确定性》，《理论与现代化》，2012年第2期；

　　6.赵昕、李扶民：《论理性预期理论的合理性》，《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2年第9期；

　　7.施锋矫：《试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因素及原因》，《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8.宋婕：《自由和平等，还是自由或平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9期；

　　9.[美]罗纳德·德沃金著，冯克利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和实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0.[美]安东尼·唐斯著，姚洋等译：《民主的经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1.D. Kahneman and A.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decision under risk [J], Econometrica, 1979, 47(2).

　　作者简介：

　　程同顺：男，1969年生，山西闻喜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萍乡学院名誉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西方政治理论、中国农村政治和高等教育。

　　王利平：女，1991年生，江西九江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西方政治理论。

　　[①] 该书中文版于201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美]布赖恩·卡普兰著，刘艳红译：《理性选民的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②] [美]布赖恩·卡普兰著，刘艳红译：《理性选民的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

　　[③] [美]布赖恩·卡普兰著，刘艳红译：《理性选民的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

　　[④] 刘树成主编：《现代经济词典》，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

　　[⑤] [美]布赖恩·卡普兰著，刘艳红译：《理性选民的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页。

　　[⑥] [美]布赖恩·卡普兰著，刘艳红译：《理性选民的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151页。

　　[⑦] [美]布赖恩·卡普兰著，刘艳红译：《理性选民的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5页。

　　[⑧] [美]布赖恩·卡普兰著，刘艳红译：《理性选民的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7-68页。

　　[⑨] [美]布赖恩·卡普兰著，刘艳红译：《理性选民的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9页。

　　[⑩] [美]布赖恩·卡普兰著，刘艳红译：《理性选民的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页。

　　[11] [美]布赖恩·卡普兰著，刘艳红译：《理性选民的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页。

　　[12] [美]布赖恩·卡普兰著，刘艳红译：《理性选民的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5-127页。

　　[13] [美]布赖恩·卡普兰著，刘艳红译：《理性选民的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5-157页。

　　[14] [美]布赖恩·卡普兰著，刘艳红译：《理性选民的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9页。

　　[15] [美]布赖恩·卡普兰著，刘艳红译：《理性选民的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9页。

　　[16] [美]布赖恩·卡普兰著，刘艳红译：《理性选民的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7-215页。

　　[17] [美]布赖恩·卡普兰著，刘艳红译：《理性选民的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7页。

　　[18] 吴宇晖、马春文、梁海音：《经济学中理性概念的发展与演变》，《经济思想史评论》，2006年第1期。

　　[19] 程同顺、张国军：《理性选择理论的困境：纠结的理性和不确定性》，《理论与现代化》，2012年第2期。

　　[20] [美]布赖恩·卡普兰著，刘艳红译：《理性选民的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120页。

　　[21] 赵昕、李扶民：《论理性预期理论的合理性》，《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2年第9期。

　　[22] 施锋矫：《试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因素及原因》，《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23] 宋婕：《自由和平等，还是自由或平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