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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慈善治理现代化发展路径探析
2020年10月14日 10:04 来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作者:陈东利 字号
2020年10月14日 10:04
来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作者:陈东利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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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慈善在社会公共危机治理中往往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使得人们的善心再一次被空前激发的同时,慈善组织却再次遭遇了突发性公信力危机,从而引发了人们对慈善治理问题的思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慈善治理现代化是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内在需求。从新时代中国慈善以人为本、公平正义、道德责任等伦理特征出发,面对慈善运行机制、监督机制的不完善,探讨新时代慈善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路径。明确政府定位、提升慈善组织能力、构建中国慈善共同体,促进中国慈善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实践积累和理论阐释。

  [关键词]慈善治理;伦理特征;发展路径;慈善共同体;治理现代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我国慈善组织认定制度的实施困境及其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8BZZ090);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当代西方幸福理论的两种路径及其融合研究”(项目编号:2019BZX009);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项目“慈善伦理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项目编号:18-MKSZY01)

  [作者简介]陈东利,女,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中西道德教育比较、慈善伦理研究。

  改革开放已满40周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生产力极大解放,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改善,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社会各方面结构实现重大变革。同时,面对现代性带来的不良后果,我们亟需社会疗效,慈善则扮演者治疗这一病症的重要角色。2020年1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事件爆发。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最不可缺席的便是慈善这股重要力量。作为参与救助的重要力量,以爱心捐献和志愿服务为主要形式的社会慈善再一次被空前激发,但被卷入舆论漩涡不断掀起网络热议的也是慈善。自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公布以来,虽然弥补了法律的空缺,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但仍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新时代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治理思维方式与路径指导。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推进,国家管理逐渐演变为国家治理,企业与社会组织都作为独立主体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与政府一起共同发挥各自的优势,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学者指出,“以社会组织为主要载体的现代慈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内在需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1]。可见,慈善组织治理就是国家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2020年5月全国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支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愿服务、慈善事业等健康发展,为社会慈善治理提供了理论与政策依据。本文试图探讨新时代慈善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即如何通过现代化的慈善治理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支撑,反过来又如何通过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转型。旨在通过促进中国慈善治理现代化,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实践积累和理论阐释。

  一、新时代中国慈善的伦理特征

  中国慈善文化别于西方社会文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因素是对“家”的概念有着较大的差别。因此,西方社会往往将慈善视为“家庭之外”的博爱,中国社会则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将亲属关系扩展至家庭及无数亲戚。明清时期民间的善堂、善会、育婴堂、放生堂等都是慈善机构的雏形,后期逐渐官办化。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慈善机构及团体基本都呈现出国家主导、促进、扶助的态势。2016年3月《慈善法》第五条明确指出,“国家鼓励和支持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依法开展慈善活动”[2]。表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国慈善特有的国情。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3]。进一步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作了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判断,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4]。这句话完全适用于新时代我国慈善事业,其发展应立足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历史,不可脱离我国特有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应采取有选择地传承的态度;不可生搬硬套西方模式,应采取有选择地借鉴的方式。新时代中国慈善的伦理特征,既带有历史痕迹,又带有时代印记,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结合。

  (一)坚持以人为本

  仁爱、慈爱、关爱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是个体对自己、对他人、对事物、对社会深厚真挚的心理倾向,现代慈善精神更多地体现个人、社会、民族与国家对生命的心灵关爱。爱的本质是求善,包括善心和施善两个方面,现代慈善理念体现为“陌生他者”的无私关爱和奉献精神,倡导一种普遍互助、博爱共享的价值观。它脱离了传统的施舍与恩赐的意味,建立在人格平等与尊重的基础之上,升华为更高意义上的人文关怀的新内涵。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有些处于社会底层的的老人自愿倾囊相助,从他们身上能看到人性的光辉,也让他们获得自我存在的意义和幸福感。在费尔巴哈看来,具有爱、理性、意志力的人才是一个本质上的人,他曾说过这三者是人生存的本质和目的所在。虽然费尔巴哈眼中的“人”尚未与人的历史活动联系起来,但他对于人的理解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产生了很大影响。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正是以人为本思想的理论源头,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目标,同样也是以人为本的终极诉求。以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为基础,社会主义以满足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准则。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5]。党的第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要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从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入手,更加注重经济发展同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加快社会事业的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6]。《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进一步提出要实施慈善法,支持慈善事业发展,尊重、保护和促进人民充分享有个体生命及其尊严。和谐社会要共建共享,就要惠及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这跟以人为本的慈善价值不谋而合。以人为本的慈善维护人的尊严,重视人的价值,保护弱势群体,将每一个人的自由、平等、幸福作为最高价值,是对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及共同体理念的精神实践。

  (二)维护公平正义

  在《论语·季氏》中,记述了孔子对公平公正的见解,“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7]。孔子倡导仁政,认为要保障社会公平和正义才能实现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从而提出了当政者要施行慈善以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思想,即以“均”解决贫富矛盾,以“和”凝聚人心,以“安”维护社会安定。儒家慈善观支撑的中国慈善事业,不仅可以提升整个社会的精神道德水平,而且可以促进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让更多的民众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由慈善思想引导的社会再分配机制的运转也就是第三次分配,不只可以再分配物质资源,更可以在不同个体之间创造和维持一种情感,或者说是生命的共同体感。这种共同体感让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感受到社会并没有抛弃他们,进而对整体社会秩序具有认同感。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追求正义和真善美的东西,要求社会对每一个个体相互之间要有爱心和同情心,尤其要特别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为什么要帮助弱势群体,仅仅是为了整体利益吗?马克思谈道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在今天社会主义的中国,人人拥有平等的生存与发展权利。同时维护每一个体生命及其尊严,也日益成为推进新时代道德建设的基础。根据罗尔斯的机会均等与补偿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8]。由于每个人先天条件不同,一些人处于弱势地位,那么他们就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上文谈到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捐赠,应该在坚持自愿原则的基础上,提倡适度原则,也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维护公平正义就是对国家治理应有的伦理价值的最好诠释。

  (三)坚守道德责任

  慈善与道德相伴相生,慈善不仅是良善品质的个人私德,更是人道主义的社会公德,但现代意义的慈善又不囿于道德,它一定建立在权利和责任意识觉醒与权利义务制度化的基础之上。“责任(responsibility)不同于义务(obligation)的细微差别就在于,前者是基于道德自律的自我主观要求,后者是出于他律的客观必须。”[9]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了道德责任是指我们“对自己已经做出的行为或我们的品格所负有的责任,这种责任的存在与否,决定了我们是否应该受到谴责或称赞”[10]的观点,也有学者对西塞罗的慈善伦理思想进行梳理后认为,“自然法规定是慈善存在的基础,道德责任才是慈善存在的核心根据”[11]。他将合乎德行或道义的责任规界为“绝对责任”,在这一点上,康德与西塞罗有着一致的看法。康德认为道德不是以符合个人或他人的幸福为准则的,而是“绝对命令”和“道德责任”。人们只有彼此尽义务才能和谐共存,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选择,而非情感主义的表达。有学者对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关于此的论述归结为,“责任所包含的道德强制力和道德理性,是所有道德规范中最多的,也是社会的道德要求和个人道德信念结合得最紧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处于最高层次的道德规范”[12]。亚当·斯密也曾说:“人类社会的存在正是依赖于这些义务基本上被履行,倘若人类普遍不能铭记住要尊重这些重要的行为准则,那人类社会将土崩瓦解。”[13]上述知名哲学家们都从道德责任出发,把理性主义、善良意志、道德规律等有机联系和统一起来。马克思亦说过:“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这个任务是由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14]道德责任是人实现自我和完善自我的一种价值诉求,慈善责任是爱心的理性升华、延展和深化,是一种道义感和责任观。《共产党宣言》中对自由人联合体的论说,是人的本质理论的拓展和延伸。人的全面发展,必须要不断地升华自己的精神境界,具有很高的思想觉悟,特别是人的道德自律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使人不仅拥有富裕的物质生活,更拥有丰富充实的精神生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学者认为,“个人慈善行为只有出于责任才是真正的慈善行为,才能实现行为的确定性和普遍性”[15]。现代慈善已经成为公民履行社会责任的常态,有了这种常态化的社会责任意识,慈善不再仅仅是对贫困者尽人道关怀之情,更是对社会的和谐与公平正义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追求。

  二、慈善事业现状及慈善治理问题

  我国慈善有着几千年悠久的历史,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慈善和国家治理现代化都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尤其是在迈向发达经济水平的阶段,慈善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经济结构在全面转型,社会结构也在全面调整。三大产业结构的调整说明了愈来愈倾向于社会服务业,这是要以人为本的议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是促进社会建设,提升社会品质和社会内涵。这里讲到的社会品质根本上就是“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提道,要充分发挥公益慈善事业在改善民生中的重要作用,为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社会服务。

  慈善是一种崇高的道德品质与精神境界,也是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发展慈善事业可以让更多人民群众受惠于社会发展的成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与满足感。国务院2020年6月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显示:“各级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加强捐赠资金和物资的调配和拨付,将捐赠款物重点投向湖北省和武汉市等疫情严重地区。截至2020年5月31日,累计接受社会捐赠资金约389.3亿元、物资约9.9亿件,累计拨付捐款资金约328.3亿元、物资约9.4亿件。”[16]在类似公共卫生事件这种危难之际,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更加凸显,应急管理机制中的慈善力量更加明显,也充分显示出我国慈善事业的巨大发展潜力。

  随着社会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发展,诈捐现象、公益慈善组织失范、失德乃至违法现象频现。在疫情之初,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一次又一次地进入大众舆论漩涡。慈善组织本应承担神圣的伦理义务和责任,但媒体上出现了针对红十字会等机构的各种质疑,引发舆论哗然。

  (一)慈善治理运行机制滞后,缺乏公平正义

  从申请准入到管理上来看,中国的慈善组织接受民政部和业务主管部门的双重管理,而业务主管部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慈善组织的自主性和工作效率。比如2020年年初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政府因循惯例指定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作为捐赠的专责机构。比如武汉市委书记曾强调,“所有捐赠物资一定要通过红十字会,目的就是要保证所有捐赠者捐赠的东西能够及时准确登记在案,捐赠的物资和资金能够登记在案。为了统一归口,避免在防治疫情的过程中被某些人钻空子”[17]。初衷是好的,但在过程中因某省红十字会初次公布公共卫生事件爆发以来接受捐赠物资的使用情况,这让它迅速陷入舆论漩涡。公众普遍质疑某省红十字会的口罩分配问题,处在救援第一线医院只配给了3000只未标注型号的口罩,而某家民营医院却足足配给了1.8万个标注为KN95的口罩[18]。在当初应对公共突发卫生事件的严峻形势下,医疗物资分配的首要原则是有利于救助的人道主义,应当向承担重任且亟需物资的医疗机构倾斜,而某红十字会却违背了基本的公平正义原则。另一方面,某市红十字会拨付捐款迟缓,引发公众不满。公众的批评不无道理,因为官方要求所有捐助物资都汇总到红十字会统一调度分配。但是这么庞大的运行需求完全超出了一个慈善机构的能力范畴,这才导致了供需矛盾和面临讨伐的地步。

  (二)慈善治理监督机制薄弱,存在法律短板

  当一个公共社会组织出现公信力问题的时候,除了本身行动力不足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角度是监督机制问题。慈善组织分配捐赠资源应该是透明的,接受媒体和公众的监管,才能更好地实现公平正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第五条、第八条规定,红十字会的监督主体是各级人民政府及会员代表大会;2016年颁布并实施的《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有法律义务,应当定期每年向社会公开其年度和财务会计报告,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开其募捐情况和慈善项目实施情况;民政部2018年出台并施行了《慈善组织信息公开法》。可以看到,尽管有若干法律制度在场,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的规定说明红十字会缺乏独立性和中立性,缺乏公众监督机制。造成慈善信息公开透明度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缺少信息公开的实施细则。尽管《慈善法》有对信息公开和不同责任主体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的法律责任有专门规定,但有些规定太过宏观,具体操作流程及实施办法并未做说明。另外,在实际操作中,红十字会并没有建立公开透明的财物管理制度和捐赠款物使用的追踪、反馈机制以及公示制度。而且,在面对公共突发卫生事件等重大条件下的捐赠物资的分配公正和效益方面的要求,并没有很详细的法律规定。现有《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的一些规定表明,有些捐赠不在受赠人范围,有些物资不属于免征进口税范围,存在众多协调对接方,导致境外物资捐赠通道不能顺畅。以上种种足见慈善治理相关法律不够完善这一短板亟待解决。

  (三)慈善治理应急机制不足,官僚作风明显

  中国慈善事业是在政府职能改革和社会矛盾丛生的背景之下,20世纪90年代由政府主动推动发展的。在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下,政府是中国慈善事业的主导,也是慈善组织的管理者。慈善组织的应急管理能力在这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初期表现出明显不足,条块分割、信息渠道不畅、资源难以整合等问题依然存在。总体来看,政府主导的慈善治理模式存在“重原则轻程序、重防范轻培育、重管制轻服务、重准入轻监管”的状况,尽管政府希望做好对众多慈善组织的监管工作。比如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中,面对大量捐赠物资的短时间内涌来,一些慈善组织和机构在工作态度上的怠慢和工作能力上的疏忽大意以及在物资调度上的指挥不当,暴露出许多短板和不足,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慈善官僚作风明显。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纵览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截然不同的二元状态:一方面,公众参与慈善的热情高涨、慈善组织数量急剧增长、慈善跨界合作与创新层出不穷、慈善领域依法治理稳步推进;另一方面,慈善组织内部管理与滥用善款现象频发、诈捐等现象层出不穷、行业自律和监督机制亟需完善。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公众参与意识的增强与负面事件的爆出,让中国慈善领域日益成为一个喧嚣的公共空间。人们越来越关注所捐善款的流向和效用。从2011年的“郭某某炫富”到2020年“吴某某去世”等一系列的负面事件曝光后自然产生强大的舆论风波。人们通过各种渠道质疑和批判那些违背法律和道德良知的慈善问题,将慈善组织一次次推入信任危机之中。总体看来,当前中国慈善组织的治理能力欠缺,尚不能适应时代发展,亦不能满足公众期待。

  三、慈善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路径

  结合新时代中国慈善的几大伦理特征,从当前中国慈善事业面临的治理短板与不足可以看出,如何提高与完善慈善运行机制、监督机制及应急机制,是慈善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因素。慈善发展也应该坚守并落实“四个自信”原则,因此应该在坚持弘扬中华民族优良慈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慈善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路径。

  (一)明确政府与慈善机构关系定位

  明确政府定位,处理好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对慈善治理现代化尤为重要。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重重的复杂体系,没有谁能独善其身,更没有任何哪一个国家的政府是全能的。2020年的开端就以澳洲大火、美国流感、东非蝗灾等各种灾难拉开序幕,而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灾难,在蝴蝶效应之下都将演化成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作为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的慈善应该更好的出场。慈善部门的功能本是作为政府的有力补充,随着风险性社会与全球性问题愈演愈烈,慈善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将有更多的发展空间。慈善的重要价值之一便是作为第三次分配弥合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促使人们不仅仅关注于利益,更要以强有力的情感纽带将各阶层、不同群体联结起来,成为一个友爱的整体,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在灾难面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所取得的成绩是西方国家无法企及的。前几年发生的威海山火,救援速度与调控力度都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又是一次检视中国的制度、社会民众向心力和凝聚力的真实战场,当疫情出现的时候,党中央立刻成立疫情应对领导小组,国家一声令下,十四亿人自觉自愿无条件地为抗击疫情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医护人员抢着报名驰援武汉,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几天内竣工,“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这才是中国强盛振兴的根基。政府在慈善事业的开展中应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维护和巩固与社会公众的情感联系。因此,在促进慈善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对慈善组织及慈善活动的引领作用,明确规范政府和慈善组织的关系。

  (二)提升慈善组织治理能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慈善组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慈善组织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上文提道慈善组织存在的诸如运行机制滞后、监管机制薄弱、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提升慈善组织治理能力刻不容缓。要特别注意从3个方面培养和提升慈善组织治理能力。

  1.完善慈善组织立法体系。毋庸置疑,慈善事业的生命力和动员力取决于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在应对2020年初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导致某省红十字会和市级红十字会公信力暴跌的主要原因是信息不透明和行动迟缓。想要保证组织的公信力不被破坏,要在信息披露和行动效力上下功夫。某明星爱心基金会在几日之内就筹集到了几千万善款和物资,除了其本身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更重要的在于基金会信息的透明性、准确性、完整性和行动的高效率和快捷性。只有将公众的爱心快速且有效地送达至需要的地方,才在真正意义上发挥了慈善的作用,才是对公众的尊重。通过提升专业化服务的能力,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培养高技能的从业人员,创新工作方法,提供精准和快捷的专业化服务。这一切离不开完善的慈善法律体系。对慈善组织的内外监督、财务资金的流向管理要有健全且详细的规定,有定期审查机制;对受助方的权利义务要有明确规定,并对个人诈捐等行为有相应的追责机制;对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应予以法律维护,加强慈善立法的全面性、权威性和公正性;要提高信息公开的及时有效性,畅通公众监督渠道和反馈机制。总的来说,应考虑出台与《慈善法》配套的法律法规,公开并细化财务资金的使用信息,建立大数据监管平台,接受全方位监督,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

  2.健全慈善资源运行机制。如今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人们可能面临市场失灵的困局,也可能面临慈善失灵的困境。实践表明,人性的良善从未缺失,在大灾大难面前,公众的善心会被空前激发出来,无论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出现的井喷式增长的捐赠数额,还是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爆发之初短短几天内的巨额捐赠。为确保慈善主体和慈善客体更通常的对接,务必要有健全和高效的慈善运行机制相匹配。如果没有一个运行良好的信息共享平台与多方协调机制,势必会导致慈善资源的错位、低效乃至浪费,出现慈善失灵的困境,譬如2020年年初应对公共突发卫生事件时某红十字会因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平台与多方协调机制,导致一方面大量捐赠的资源在仓库堆积,且分配严重不均,另一方面各大医院医护人员得不到应有的资源而诉诸网络求援。这样强烈的对比给公众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人们在心疼前线医生的同时痛骂个别不良慈善机构,导致机构公信力下降。因此应当健全慈善多元监督,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社会监督作用,增强透明度。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郑功成先生就此谈道:“合理的措施应当是由当地主管部门或慈善行业组织建立统一的接受捐赠与需求信息平台,然后再根据需求及时分配善款善物。”[19]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政府的公共资源和社会的慈善资源协同发挥出最大力量。慈善组织应充分利用各方面资源,聚集各类资源并将其转化为可利用的资源,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形成良性循环。

  3.建立突发事件慈善应急机制。“应急响应机制”是政府针对各种突发公共事件而设立的应急方案,目的是使事件危害程度降到最低。突发公共事件主要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应急响应机制包括防汛抗旱、高速公路、禽流感疫情、公共卫生、突发灾害等,强度由一级至四级依次减弱。突发性公共事件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突发性、紧急性与危害性等特征,政府应急响应机制是政府处置紧急状态的有效组织形式,但政府应急响应机制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依然存在很大短板,尤其是沟通与协调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慈善组织作为政府与市场之外的重要社会治理主体,理应成为公共事务的治理主体之一,提高慈善组织的应急管理能力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大应急预警机制和治理体系方面的投入,做到把危机、教训变成知识、把知识上升为制度、把制度演化为治理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可预期失效。”[20]今年公共卫生事件爆发后,短期内社会各界捐献物资总值达到数百亿,足以证明慈善已经成为应对重大灾难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只有建立突发事件慈善应急机制,以慈善组织为重要载体的社会力量才能被充分释放出来,进而成为政府应急的良好合作伙伴,共同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有益的贡献。”[21]随着慈善应急机制的完善,慈善事业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会愈加重要。

  (三)构建现代慈善共同体

  转型期的中国新时代慈善的基本属性是依靠公众力量、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公民权利,而且已经成为政府、公民、社团、基金会、学术界等权利主体多元参与互动的公共领域。慈善组织作为第三部门的存在,政府应以培育慈善组织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为目标,比如慈善组织的内部章程、管理方式、组织能力、筹款技术等等,最终实现共同治理模式,构建一个慈善治理共同体。

  1.建立多中心慈善治理模式,培育枢纽型慈善组织。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会有大量慈善组织涌入事发地展开紧急救援,面对公共事务治理,如果单纯依靠政府的干预或市场的调节,可能会面临失灵的局面。美国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 Ostrom)夫妇认为单一治理主体模式难以实现预期效果,往往会陷入囚徒困境和共有地悲剧。为此,应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个人多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这一模式有助于实现规则的制定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独立性,形成治理优势与合力,达到治理目标。前文中阐述了政府与慈善的关系,政府是主导者与监督者,但慈善组织不是政府下属单位,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政府慈善是通过行政力量实施,民间慈善是通过社会组织展开,在大灾大难面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的展现依然应该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同时也要给社会组织以更大空间,从而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模式。首先需要培育公信力高、行动力强的枢纽型慈善组织作为协调者。其次要搭建多媒体共享治理平台,保证公开透明畅通。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与社会资源的大量投入,慈善在其广度和深度上早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应对危机不可忽视的力量。应致力于链接各类资源要素的网络联系和协同发展,通过建立协调服务平台和信息平台,促进信息共享、资源对接、行动有序协同,充分利用大数据、区块链和互联网技术,树立大数据治理的思维,着力提升资源配置和治理能力。

  2.将公众的热情和行动力纳入制度轨道,加强公众慈善培育。这里的慈善培育,不仅仅是指对社会公众进行什么是善、为何行善、如何行善等基本观念的培育,更重要的是如何将公众的热情和行动纳入法律与制度的轨道,信息披露实事求是,仁心善举保持理性,支援互助提升效率。在2020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出现了无数令人感动的善举,除了捐款捐物等慈善行为,还有一些人为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送去可口的饭菜,一些司机免费接送患者,一些酒店为医护人员及患者提供免费居住,这些善举足以表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自古以来从来不缺乏慈善之心。但是,如何超越传统熟人社会的局限,将人们的仁心善举发挥到更大作用,就需要加强社会公众慈善培育了。费孝通讲中国传统上是熟人社会,是“差序格局”的乡土中国,所以人们行善中往往会有地缘、乡缘和血缘等深刻烙印。正是因为这一文化特质,才有深刻的情感关照,这是我们不能否定也不应否定的。与此同时,中国慈善应该在传统的“小爱”基础上升华为现代化的“大爱”。在制度轨道下,公民素质提高了,慈善意识增强了,才能够能好更自觉地参与慈善治理过程。

  3.将公众的情绪和道德感纳入理性的轨道,完善慈善问责制度。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信仰道德的情结,人们长期以来怀有不求回报的慈善逻辑,往往以道德苛求慈善,视默默奉献为高尚,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居高临下的审视慈善人的行为及表现。慈善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但是“道德人”假设将慈善组织及活动置于道德的聚光灯下很容易出现情绪化的舆论风波。“从实践上来看,中国式的慈善问责并不是基于权利与义务的逻辑,而是具有强烈的泛道德色彩。”[22]2008年汶川地震引发了公众的慈善热情,之后慈善事业井喷式发展,2011年“郭某某事件”引发了蝴蝶效应,其带来的问责风暴则对慈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慈善问责的逻辑起点是公众对慈善及行为主体的“道德人假定”,当公众的道德期待与慈善领域存在的问题相遇或两者发生偏差时,便会出现舆论风波及慈善公信力危机。当美德被过分要求时,美德就会成为一种人性的扭曲。由于缺乏理性的约束和制度的规则,问责变成了一种群众运动,充满了情绪、对立、冲突,最终对慈善生态、公众认知、公信力都造成不良影响。想要改变这一局面,除了前文提道的提升公众慈善意识之外,还要在法律制度层面让社会公众了解《慈善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让人们在对慈善组织及行为进行监督的时候,摆脱盲目感性与情绪化行为。另一方面,在实际行动层面要公众通过正规的捐赠渠道献爱心,理性选择公信力强的慈善组织,而避免善心成为不法之徒敛财的工具。只有将公众的集体情绪和道德感纳入理性的轨道,才能实现良好的公众参与机制。

  总体来讲,明确政府定位,处理好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对慈善治理现代化尤为重要。从完善慈善组织立法体系、健全慈善资源运行机制、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等几个方面提升慈善组织治理能力。通过建立多中心慈善治理模式,培育枢纽型慈善组织,通过将公众的热情和行动、情绪和情感纳入制度与理性的轨道,加强公众慈善培育,完善慈善问责机制,构建现代慈善共同体。有学者建议,“加强慈善伦理建设,让善心和善行统一,让伦理之光照耀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道路,让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美好”[23]。只有在一个成熟、理性、包容的慈善文化中,才会培养出更多有社会责任感和慈善意识的公民;只有在一个清醒、理智、宽容的社会公民道德中,才能够形成良好的慈善生态环境。2018年第三届“世界公益慈善论坛”的主题是“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民政部副部长顾朝曦谈道:“中国社会组织和慈善力量要携手迎接人类的共同命运,展现中国的慈善力量,弘扬中国的慈善精神,传播中国的慈善智慧。”[24]慈善界应该以这次抗击新冠疫情为契机与起点,提升慈善治理水平和能力,打造并巩固公信力,构建慈善命运共同体,不断促使中国慈善事业进入一个公信力高、治理能力强、影响力大,并能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完善、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做出贡献的国家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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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姓名:陈东利 工作单位: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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