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自由主义长期泛滥和恶性发展的情况之下,西方民主制度是否还有希望?面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危机与困境,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等人针对性地提出了商谈民主的方案,试图让民主制摆脱晚期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危机。显然,商谈民主旨在不更改启蒙时代以来的基本政治原则的基础上,为西方民主“危机”寻找出路。而拉克劳和墨菲等“后马克思主义者”则对这种从主体间的商谈方案解决民主的危机表达了质疑,他们提出多元激进民主的构想,试图矫正商谈民主的缺陷和不足,但其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

　　西方民主“危机”与应对选择

　　西方民主“危机”说法主要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其根本的肇因恰恰是西方民主话语根本无法面对在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崩溃之后新自由主义肆虐的“症候”。在全球化背景下,“自由”和“民主”是否还能像启蒙时期那样维系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宏图,这是西方主要的资本主义思想家力图民主“重建”的源初动机。

　　例如,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中的结构转型》中,就关注了资产阶级民主问题,考察了资产阶级在18—19世纪产生和孕育民主及其衰落的过程。但是,随着工业化过程以及现代技术理性的单向度统治,民主所依附的条件就不复存在了。在后来的作品中,哈贝马斯检视了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两大西方民主传统:一方面,他认为自由主义传统的民主理论不足以建立一种公共理性,无法有效地实现规范问题;另一方面,共和主义传统的民主理论虽然避免了将集体目的还原到相互对立的个人利益,但其太理想化,使民主程序过分依赖于国家公民的德性。于是,哈贝马斯选择了以“商谈”和“共识”为核心概念的商谈民主形式,以期解决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架构上的偏失。此外,在哈贝马斯看来,商谈政治的实现并不是建立在能够集体行动的公民的自由意志之上,相反,它所依赖的是主体间的交往共识,依赖于基于重叠共识产生的程序正义。这样,哈贝马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民主制的症结在于,技术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导致了公共理性的退化,而商谈民主正是依赖于自由主义的原则来重建公共理性与共识。

　　在民主“重建”的选择上,拉克劳和墨菲同哈贝马斯一样批判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传统,但是他们从后结构主义思想出发,他们不相信哈贝马斯基于交往理性建立的共识,也不愿意像法国后现代主义那样,抛弃共识概念,走向彻底的解构。他们认为,共识概念仍然是需要的,但是必须进行重新塑造。

　　拉克劳和墨菲继承了卡尔·施米特对政治的定义,即政治的本质就是划分敌我,所以对于拉克劳和墨菲来说,如果没有划分敌我,就没有政治。在这个背景下,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在敌我之间不存在达成真正的一致,唯一的共识是共存,这样,政治的目标就是与不同的政治势力在一个框架下争夺领导权的问题。这既不是一个群体统治另一个群体,也不是一种观念统治其他观念,而是通过话语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达成策略性的“共识”。其中,这里的“共识”已经不再是罗尔斯、哈贝马斯等人强调的基于和谐的重叠共识,而是保留了冲突和对抗,保留了激情和游牧可能性的共识。所以,拉克劳和墨菲在1985年合作出版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就初步提出了“激进民主”,其根本原则就是在一个共存的“共识”框架下,不妥协地让处在各个边缘的团体为争夺自己的话语领导权而不懈斗争,于是民主只有在斗争,而不能在妥协和商谈中实现。

　　概而言之,在应对西方民主“危机”的选择上,无论哈贝马斯还是拉克劳和墨菲,都试图超越自由主义民主的困境,以应对其在当代所遭遇的挑战。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上述两种西方民主模式不仅要考虑民族国家内部问题,在今天这些理论模式还面对一个跨民族跨国家,甚至跨文明的问题,比如今天欧洲的移民难题,是否可以在商谈民主或激进民主的框架下来解决?所以,尽管商谈民主和激进民主都试图面对当代的民主危机,试图重新为民主制找到一个合法的政治原则,但他们各自以来的立场和背景不同,一方要求重塑启蒙以来的理性,认为用主体间的理性协商可以解决,而另一方站在无法被主流话语霸权化约的边缘群体上,坚决地抵抗和抗争。双方的论争,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