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由衰到强是不争的事实。但这种转变是突然爆发的，还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如果是前者，其兴也勃，其衰也忽，不可持续；如果是后者，那么就意味着中国基于长期历史积淀，抓住了重大契机而崛起，其崛起具有历史的延续性，是可持续的。与中国崛起相伴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这不仅有改革开放之前社会制度变革的重要基础，也有再往前的中华文明进程的历史底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1]只有充分理解中华文明进程的历史根基及其曲折进程，才能充分理解中国人民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实现中国崛起的伟大意义。中国道路的鲜明特点是历史延续性而不是断裂性，而延续性的主要力量在于内在的动力与活力。长期的农耕文明历史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准备了基本的形式要素，一旦注入新的元素，便可迅速激发其巨大活力，使古老的文明国家重新焕发青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2] 因此，中国的“道路自信”不是一时陶醉，而是“来自历史深处和有深厚底蕴的自信”。当然，中国道路的延续性底蕴中也具有回复性要素，仍然需要继续寻求合理的变革加以延续。研究中国道路，需要建构新的分析范式，以“世界进程”为座标，以“长时段”为量度，在比较中重新发现中国，发现中国历史传承的积极基因及基因缺陷；发现中国道路的历史底蕴中包含的普遍价值、独特功能及其历史限度。

　　一、重建范式：在比较中发现中国

　　对事物的认识基于人的自觉。人的自觉来自于外部影响。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人生活在万邦来朝的盛世景象中，尽管历经动乱、王朝更迭，但总是能够重新复活；尽管屡屡遭受异族统治，但终皆为华夏文明所消化。在这样一种态势下，中国人很难对自身进行反思性认识。直到19世纪，中国遭遇3000年未有的大变局，才开始自我觉醒和反思。只是，这种反思更多的是对于无法抵制咄咄逼人的工业文明的一种自我批判，尚难对自身的历史进行正常的省思。而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21世纪。

　　近代以来，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具有强烈的“俯视性”。当他们进入中国时，除了强烈的陌生感，还有着巨大的优越感。因为那时的中国与西方列强正处于“文明更替”和“国运兴衰”的时期。中国第一次遭遇比农业文明远为强大的工业文明挑战之时，正值数百年王朝的衰败期，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方人在认识和发现中国时，具有文明和国运双重优势的傲慢，他们是以西方为中心来俯视中国的。“从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几乎没有一个欧洲（包括德国）思想家认为中国社会及文化有可取之处。”[3]这是历史落差形成的认识偏见。

　　对事物的认识有其特定的范式。认识范式是包括思维、方法和话语在内的体系。当中国作为一种认识对象时，必然会形成相应的认识范式。20世纪以来，由于西方工业文明的强盛和包括自认“落后”的中国也以西方为学习对象，居于主导的认识范式无疑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特点。

　　将近现代中国作为一门学科对象看待的开创者是美国学者费正清。费正清与其他西方人不同，他深入中国内部，在美国制定对华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以相对理性的态度认识中国和发现中国特性的。他不是像一般西方人那样简单嘲弄中国的愚昧贫穷，而是更多地加以理解和分析。与此同时，他建构起认识和发现中国的视角，这就是“冲击—回应”模式。在费正清看来，近代以来中国的任何变革都是由于西方冲击引起的，是中国为回应西方冲击而发生的。他由此强化“中国传统的停滞和被动性，突出西方力量充满活力和发展的特征”，“看不出中国历史有自生自发的转化和创新能力”。[4]“近代创新的中心，显然在中国的境外。”[5]随着现代化在西方的率先发生，“中国对自己的特性的看法可以保持无损，但它的自信心理却可能从根本上发生动摇”。[6]应该指出的是，这一认识范式的形成有其客观原因，当时映入费正清眼帘的中国的确是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后来，他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能够以相对客观理性和平等的态度看待中国。这集中反映在他多次再版修订的代表作《美国与中国》一书之中。[7]

　　进入20世纪60年代，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范式受到挑战和质疑。其代表人物是美国新生代学者柯文，代表作是《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中国的兴起》一书。在柯文看来，费正清过度关注沿海地区，没有将中国的内陆地区纳入研究视野；将中国的变化都归之于“西方冲击”，没有能够从中国人的立场去发现中国，具有“西方中心论”的特点。柯文的认识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非殖民化的时代走向，但更多的是提醒人们充分认识非西方国家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并没有对费正清关于传统中国的停滞性和被动性的基本观点构成颠覆性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国外对中国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变化，甚至形成了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一是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认为中国的成就是因为接受了西方的价值，是西方价值又一成功的范例。这一观点只是“冲击—回应”范式的延续和扩展。一是以“北京共识”为代表，认为中国具有独特性，形成了中国模式，走出了一条非西方道路。这一观点注意从中国内部看中国，努力建构中国特色，是“在中国发现中国”观点的延续和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