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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吾师苏国勋
2022年01月31日 09:1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牟博 字号
2022年01月31日 09:1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牟博
关键词:哲学;社会学;方法论

内容摘要:

关键词:哲学;社会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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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晃之间,苏国勋老师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一年来,与苏老师五十年间的亦师亦友的一幕幕场景常萦系心头,伴随着深沉回忆历历在目。苏老师于我,是老师,为朋友,似兄长,立楷模:苏老师一生诚挚不懈追索理想、具浪漫情怀而宽厚自律、集大气义气且衔地气、有君子之风。

  1969年秋季,我从北京市灯市口小学毕业后就近入学,进入位于我家(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西口的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以下简称“65中”)。初中期间,苏老师是负责我们这一年级。他作为65届“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批大学生,当时28、29岁,意气风发、神采飞扬(下面附上的一张苏老师七十年代早期任教于65中时的照片,显现苏老师当时风貌)。我记忆犹新的一件事儿,多少反映出苏老师届时的风采。有的同学不知深浅、出于师生敬慕给苏老师取了“苏格拉底”这个洋外号;其来源大致是:大家那时只知苏格拉底是个传说中的学问家、是洋人且姓“苏”,而在同学们眼里,苏老师兼备学问、外语教师常会自带的涉外“洋气”,以及当时大概在外国电影里才看到的那种带“洋味儿”的美男子风度。但是,苏老师不堪此负,在一次全年级大会上,他正气凛然、目光犀利、义正词严地为苏格拉底“正名”、也为自己“正名”:“诸位听好:苏格拉底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而我算什么?!……”顺便提一下,苏老师1965年从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毕业,当时能够直接分配到65中,是对其综合水平的认可褒扬、并非屈才或贬谪。对于不了解65中历史的人来说,65中看来无非是当时众多以数字命名的北京市中学之一,但京圈内老人知道其分量。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前身是“男蒙馆”,是1864年(清·同治三年)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灯市口地区创办的一所私立教会学校。1900年学校遭兵火,其后重建,从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句中取“育英”二字,更名为“育英学校”。1949年后,育英学校改为公立,1952年更名为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1955年,根据北京市规划,在育英三院建立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学校以25中高中部的教师为班底,以高中一、二年级学生为主体,成为北京市第一所纯高中,也是“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唯一纯高中。当时师资雄厚,堪比正规大学师资:就拿20世纪70年代初我所在高中年级而论,有毕业于老燕京大学数学系的齐连昶老师、毕业于老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孙鹏老师、毕业于老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仇焕香老师、毕业于老北京大学英语系的吴廷相老师等,再加上像苏老师这样的一批大学毕业生之翘楚。

  苏老师和我之间的早期师生之谊与那个特殊年代、特定环境和当时彼此状况有不同程度的联系,除此之外,还有读书人知识追求方面上的认同。1973年初上高中后,苏老师是我的俄语老师;苏老师酷爱历史、文学和哲学,当时专攻俄语和俄罗斯文学。这些与我的家学背景或我父母专业学术背景相关。我父母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大学毕业后去解放区的读书人。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俄语是我父母姻缘、也是我投世因缘。这有点儿说来话长:我父亲抗日战争时期就读于昆明西南联大历史专业,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后投奔解放区,在解放区从1947年起协助范老(范文澜)做《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的编著增补工作;我母亲大学毕业后投奔解放区,随后被派去学俄语,然后指派去担当范老1950年计划访问苏联的翻译;虽然该访苏计划后来取消,但我父母得以认识。此外,作为中国近代史爱好者,苏老师知道我父亲早期在史学方面的几部专著。1978年“文化大革命”后首届研究生招生,在苏老师决定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领域研究生之前,他曾来我家询问我父亲当年是否招收中国近代史/中西交通史方面研究生;不过我父亲当时只想心无旁骛专注于完成手头专著写作,对一切会分散学术写作的事情没有兴趣。谈到这儿,有意思的是,他们在这件事上错过彼此的原因与彼此重合的初衷相关:我父亲从1953年起担任中国科学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压力大,要处理的问题复杂、时间紧,而他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版的若干史学专著是依靠以往学术积累,在这期间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按照一天至少几百字的自律要求而得以一点一点地完成,1962年底便主动要求辞去党务职务而回归全职学术研究;而此时苏老师也同样地急于从中学教导主任位子上转而开启全职学术研究。

  从1975年初我高中毕业后到1987年我与苏老师最后重逢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同一研究室这十余年间,我们师生彼此的人生轨迹几番重合。我从1975年高中毕业后至1978年初在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工作,有幸于1977年参加第一次全国高考。1978年对于苏老师和我都是人生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前面提到过,苏老师参加了1978年“文化大革命”后首届研究生招生考试,成功地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录取为“文化大革命”后首批硕士研究生(现代外国哲学苏联哲学方向),而我作为77级“文化大革命”后首届高考大学生则因当时若干特殊招生政策而“阴差阳错”地被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数学系招收主修数学、辅修计算机科学。苏老师1981年秋季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而我1982年初数学专业毕业后、因人文基础和兴趣志向留在了同一系统的解放军外语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哲学组当教员。此时,在大的专业领域上我与苏老师走到一块儿了。

  一年后,我们的人生轨迹又进一步重合。这段曲折历史有一个背景。我于1982—1983学年参加北京大学哲学系教育部高校哲学教师进修班,用这一学年全面恶补哲学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等)并参加考试(有成绩),之后刚回到原单位准备上岗哲学教学,就赶上军队大幅精简整编,感谢当时开明的教研室领导,他们知道我有志报考哲学专业研究生继续深造,便允许我可以复员回京,自由报考地方研究生,这样也空出名额给不愿意离开军队院校教学岗位的同事。1983年下半年我回京联系哲学科研职位或教职。当时,经赵家祥先生(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高校哲学教师进修班时的指导老师)的推荐,并考虑我兼有理科与文科方面的基础,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在黄美来先生面谈考核后已决定录用我为其哲学教师。但随后获悉,当时李惠国先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研处,他那时刚从德国访学归来,思想开放、干劲十足,准备通过严格考试,直接从社会招收一批科研人员。苏老师此时已硕士毕业留所工作、正准备1983年底继续攻读在职哲学博士学位,值此之际,鉴于我在哲学和数学方面的基础和他对我为人的了解,苏老师向哲学所举荐我参加考试。哲学所原定12月上旬考试,由于我当时尚未办理离职复员手续,需要赶回原单位在12月1日前在当地报考1984年全国研究生考试,哲学所于是在11月底提前安排了两天考试(一天笔试,一天口试,方向是现代外国哲学或逻辑学)。参加完两天考试后,我随即赶回当时工作单位所在地报考1984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涂纪亮先生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生。1983年2月刚刚参加完全国硕士研究生统考,即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人事处通知:我经过考试被正式录取为哲学所科研人员(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我随即办理复员手续于3月到哲学所报到。报到后,由于下述特殊情况与苏老师同“所”但没有同“室”:我刚去哲学所报到,全国硕士研究生统考成绩就下来了,由于我的成绩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84级考生中总分第一和英语分数第一,研究生录取已无悬念,哲学所领导便说,“几个月后你就要去研究生院报到,这几个月你就不编入研究室,就在科研处帮忙吧,也是熟悉全所情况的一个好机会。”就这样,1984年我在哲学所与苏老师短暂同事半年、然后去研究生院报到。此时我已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我家与他当时在什刹海小翔凤胡同的家不远,我们不时漫步于什刹海后海湖畔,海阔天空什么都聊。有一次我处理一件私人事情,有些麻烦,我去他那里征询对于我处理方式的意见(包括要去六部口一趟),苏老师二话不说主动提出陪同我一起去,以备不时之需;我们随即一起骑自行车跨越半个京城到六部口。我单独处理完事情后超过预定时间不少,看到远处苏老师在华灯初上的夜色中一直跨坐在自行车上耐心等待……

  三年后,1987年7月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我有幸又重新成为苏老师的同事。但是这次我不仅是与苏老师同“所”同事,而且是同作为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成员与苏老师重逢。当时我们研究室有三位65中老中青三代“校友”:一是李幼蒸先生(五十年代早期作为其高中生),一是苏老师(六十年代中期作为其高中教师),一是我本人(七十年代上半叶作为其初高中学生),私下戏称为“现代外国哲学室的北京65中校友会”。当时为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鼎盛期,为帮助我了解研究室现状,苏老师向我逐一点评研究室人员情况,特别是室内一众学界风流人物(甘阳、周国平、徐有渔、赵越胜等),从学养水平到品性为人,可谓鞭辟入里;现在结合日后发展回味起来,颇为到位。苏老师与我知根知底,谈话不用设防,亦师亦友推心置腹。我在现代外国哲学室工作两年,这期间,苏老师于1988年在职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担任社会学理论研究室主任,依据其广博渊厚的哲学视野和人文功底,协助社会学理论新的学术开拓了一些研究领域。而我则于1989年7月放弃较为舒适的全职纯研究性岗位,怀揣行前兑换的45美元赴美攻读当代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方面的博士学位,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异国他乡重新开始。我在2013年一篇悼念我硕士研究生导师涂纪亮先生的文章中提到:1988年涂先生准备首次招收博士生,希望我报考;我认真考虑了自己的情况和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在他询问我的意愿时,我解释了我当时的考虑:既然以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为专业方向,准备到以这方面为强项的地方攻读博士学位。涂先生虽感到遗憾、但从内心支持我的抉择。这里要补充的是:我为此事也征求过苏老师的意见。到别人地盘去攻读对方强项的博士学位、且当地人需平均7年才能取得人文学科方面的博士学位,加上近半淘汰/流失率。这的确是一条较艰苦和充满挑战的道路,也意味着要放弃手头上的一切(当时已是助理研究员、环境也较顺心)而重新开始。尽管如此,苏老师从大处着眼不认同纠结于短期个人利益得失,也出于对我多年来克服困难的建设性态度和能力的了解,他支持我的抉择。顺便提一下,苏老师还在与此相关的入微小事上助我善后:后来我托苏老师帮忙把我的彩色电视转售给需要的人,他身为博导“不耻下问”办成此事。

  此后三十年,虽然我和苏老师天各一方,但有一点是一致的:我们没有安居一隅因循守旧,而是选择迎接新的挑战,其中更是挑战我们自己。三十年间,苏老师在国内社会学理论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已经有不少社会学界学者的悼念文章较全面详细论及,我不在此赘述。而我过去三十年间在大洋彼岸面对挑战、重新开始的部分经历,已在我应邀撰写的一篇自述文章(“Facing Challenges and Re-Advancing: Toward Constructive Engagement”)中有所述及,也不在此赘述。

  三十年来,我们师生间的交汇要么是我回京时相聚重逢、要么是通过电子邮件;尽管相聚时间短暂,邮件也不长,但有独特感受和厚重历史感:我们聊家常和以往年代的故人轶事,也追昔抚今、论及当前社会人生中诸多情况;我们见证彼此的历史,感触良多。不妨把较近两次交汇说一下。一个是2018年底2019年初我们通过电子邮件聊彼此近来情况。苏老师在电邮中写道,“……我在2017年尾曾去65中参加一次校庆活动,见到了许多跟你是一班的同学,他/她们在开会时就把我拉出会场,大家一起聊了起来,大家畅谈了各自的情况,回忆了过去逝去的时光,也谈起了你,……甚是怀念中学的时光。这也勾起了我23岁刚从学校毕业走入社会时的情景,时光荏苒,一晃几十年就过去了,而今不觉已进入风烛残年。值得提起的,除了你们这届之外,再就是1991年我晋升研究员之后在社会学所连续带出的几届社会理论的研究生,而今他们已是国内社会理论方面的人才,遍布北大、清华、政法大学、南开、上海大学几个重点院系……”如邮件中所示,苏老师多年来,几次向我说起他此生“传道授业解惑”旅途上“值得提起”的两拨学生:一是前面提到的北京市65中1973级高中(从本校初中10%录取)两个班中的俄语班;一是苏老师在社会学所连续带出的几届社会理论的研究生。如果说他与后者的联系更多地体现出在学术发展正途“功成名就”时期的苏老师,那么,他与前者即我们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这一拨的联系则更多地体现艰辛起步、然而“位卑未敢忘忧国”时期的苏老师。可以说,在人生感悟、品性锤炼和知识积累方面,前期的苏老师在很大程度上造就和成就了后期的苏老师;我想,这也正是苏老师格外珍惜、看重他此生“传道授业解惑”旅途上“值得提起”的我们这一拨学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最后一次见到苏老师是在2019年夏季。如同以往几次相聚,苏老师、苏老师夫人古老师和我在他寓所楼下的那家古色古香的餐馆就餐。除了聊家常和追忆颇有感触的故人轶事, 也论及当前社会人生中诸多问题。我这次看望他时注意到,与以往有些不同的是,苏老师面带忧愁而略显焦虑。他身体状况大不如前是一个因素;但我感到,这更是源自苏老师的一些内心焦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了解他,那是一种一以贯之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君子情怀,尽管环境不同、针对问题不同、表现方式也不同。

  这次相聚,我们也谈到社会学理论领域关于“本土化”问题的讨论。我对这一讨论感兴趣,因为它涉及一般性哲学方法论问题,特别是跨传统哲学交锋—交融(cross-tradition constructive engagement)如何可能,这一重大基础理论和方法论问题,这是我当时主要研究课题之一。苏老师向我谈及的基本论点参看其访谈录“学问就是生活”。我赞同苏老师的基本看法。我本人在这方面的工作是针对跨传统哲学交锋—交融如何可能这个一般性哲学方法论问题,探讨所涉及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如跨传统哲学交锋—交融的规范基础问题、不同传统不同范式间是否和如何可通约的问题、文本的哲学解释问题等),并试图较为系统地提出一个跨传统哲学交锋—交融如何可能的方法论框架。我当时正在撰写关于这个问题的一本英文专著,书的标题是Cross-Tradition Engagement in Philosophy: A Constructive-Engagement Account,当时已通过同行盲审而与Routledge出版社签约收入其“当代哲学研究”(Routledg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专著系列。我很想听取苏老师从社会学理论与实践角度对该书内容的可能批评并进而深入讨论。在我们这次相聚时,我约好在该书2020年出版后,我下次回京时会面赠苏老师这本新作。但历史没有给我们这个机会:苏老师于2020年11月23日开始住院,随后不断恶化。2020年底像往年一样我给苏老师发去新年祝福,这次我没有听到苏老师的回音,我有不祥之感,却在一个月后传来噩耗。

  这一年来,我深切怀念苏老师,苏老师的音容笑貌、我们在一起的一幕幕常萦系心头。在苏老师辞世周年之际,我想跟老师再聊几句:“苏老师,望您天上有知,作为您一生‘传道授业解惑’旅途上‘值得提起’的两拨学生之一,我给您带来一部上次提到的新作,我将这本书献给您:

  希望天上人间我们能就您关注的社会学方法论问题、从跨传统哲学方法论层次上接着聊。我知道,阅读能引发深入思考的书籍是您的最大慰藉和享受之一;看到自己的学生能向如您所愿的方向发展,也是您作为教师感到宽慰和骄傲的事情。我们是永远的师生,也同为读书人。在那边儿,没有令您焦虑而忧国忧民的人间社会问题,您安心休息、在溥博之渊广袤浩宇间与天地同在。我们后会有期,再续前缘接着聊。”

 

  【作者系原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学生、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研人员,现为美国加州圣何塞州立大学(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哲学系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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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牟博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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