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晚年针对当时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反复强调他和马克思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一经形成就永不改变的僵死的教条。在1886年12月28日致美国社会主义者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恩格斯在评论法国社会主义者加布里埃尔·杰维尔写的《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时精辟地说明了这个道理。他在1893年6月6日致菲力浦·屠拉梯的信中指出：“杰维尔把马克思的个别论点绝对化了，而马克思提出这些论点时，只是把它们看作相对的，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众所周知，《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毕生精力写成的一部最为成熟的理论著作。就是对于这部著作中的理论观点，恩格斯也认为不能把它们绝对化，而应该把它们看作是相对的。这充分说明，在恩格斯看来，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具有时代的特点，因而也具有时代的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是与时俱进的典范，他们总是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变化、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反思自己提出的理论，克服自己理论的时代局限性、历史局限性和自己认识的局限性，不断开辟自己理论的新境界，把自己的理论向前推进。下面我们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认识上的发展变化，具体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

　　“两个决不会”原理的孕育和提出

　　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是标志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精辟地概括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向全世界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必然”或“两个不可避免”的原理。但在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尚未认识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将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历史过程，而是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近在咫尺，很快就可以实现。在1848年欧洲革命刚刚过去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欧洲革命很快又会爆发。马克思在1849年6月7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巴黎是一片阴沉气氛。而且霍乱异常猖獗。尽管如此，革命的火山口的大爆发从来没有像现在的巴黎这样逼近。”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确实把资本主义的寿命估计得过于短暂了，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看得过于容易、过于乐观了。但是，他们的思想并不是凝固不变的，他们总是不断地在自我批判中把自己的理论推向前进。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调节功能的增强，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也不断深化，不断改变对资本主义寿命的看法，修正自己对资本主义寿命估计过短的历史局限性和认识局限性。其在理论上的重要表现，就是马克思在1859年提出的作为对“两个必然”原理的补充和深化的“两个决不会”原理。

　　还在1848年革命以前，马克思1844年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1846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在1847年7月发表的《哲学的贫困》，马克思在1847年10月写的《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等论著中，就已经孕育了“两个决不会”原理。例如，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一文中指出：“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马克思还强调了物质条件对无产阶级解放归根结底起决定作用，不能离开建立新社会的物质条件，片面强调思想和意志的作用。他说，“如果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要推翻君主专制也只能是暂时的”，同样，“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断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所有的历来自己创制的产业。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