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提出这个命题时,似乎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在新的技术革命时代,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人们都是以追求高速度、高效率和快节奏为时尚。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从国际慢城联盟的宗旨得到的启示。自信息革命以来,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这不仅没有给人们带来美好的生活,反而使城市人口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不断攀升。于是,1999年10月在意大利奥尔维耶托市诞生了国际慢城联盟,它的宗旨是“以人为本,实现人居终极理想”。慢城联盟如今方兴未艾,已有24个国家的135个城市加入,似有席卷全球之势。应该说慢城诞生绝非偶然,是对一切求快的反叛,这也应验了物极必反的规律。如果说人们生活和公共社会节奏要慢下来,那么鉴于学术研究的特殊性,学术研究更需要慢下来,唯有在“冷环境”中,才能穷究宇宙的终极真理。 

　　学与术之别 

　　什么是学术?学术一词,含义甚广,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有多处提及。如果专指学问和学识的话,南朝梁何逊在《赠族人秣陵兄弟》诗中有:“小子无学术,丁宁困负薪。”南宋苏轼在《十八阿罗汉颂》中也有诗句:“梵相奇古,学术渊博”。通常,人们都是把学术当作一个词汇来理解和使用,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的诠释是:“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如学术界、学术思想、学术团体、钻研学术”,等等。

　　其实,学术一词是由学与术二字组成的,它们分别指称两种与学识有关的不同概念。梁启超是清末思想启蒙的代表人物,他于1911年在《学与术》一文中,第一次对它们作出了明确的界定,他写道:“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真理者也;术也者,取发明真理而致诸用者也。”“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著名翻译家严复也认为:“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两位学术大师对学术的释义是完全一致的,仅就学而言,与牛津高级辞典的注释也是一致的,它的释义是:“学术是与学校、学院有关的,学者式的、非技术或实用的,仅仅注重理论。”

　　以知识为基础的科学是分类的,现代通常把科学分为三类,即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开发技术。既然科学是分类的,那么承担科学研究的部门也应该是有分工的,一般地说,科学院和少数研究型大学是承担基础科学研究,工业技术部门是从事应用技术研究,而技术学院和企业则是从事技术开发研究的。这一模式,基本上得到国际共识。以德国为例,该国有两个最大的学术团体,一是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下属70个研究所,它们更重视基础研究;二是夫郎禾费协会,下属38个研究所,主要从事应用科学研究。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对此,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主席彼得·格鲁斯给出了科学简明的回答,他说前者是创造作为研究的知识平台,而后者是在现有知识平台上进行研究。简单地说,基础科学研究是回答: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而应用技术研究是回答:这有什么用?这有什么效益?

　　但是,纵观我国科学研究的情况,各部门的分工并没有这样的清晰,以至于各大学相互错位。例如,某些研究型的大学,却提出要上经济主战场,花费极大精力从事应用技术研究,结果“捡了芝麻,却丢了西瓜”。然而,另一些非重点大学,出于虚荣心的需要,拼命地向研究型大学里挤,自不量力的拼凑博士点,搞基础科学研究,结果劳而不获。我国基础科学研究落后,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其主要原因是实用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以便赶上发达国家的学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