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文化史由两个部分组成：文字记载的和没有文字记载的，缺少后者，文化史就只有半部。

　　最初认识到这一点的，是“五四”时期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们把民间文学看作中国文化史重要的一部分，整个中华文明不可缺少的部分。收集和整理出版来自民间的文学资料，也是由他们发起、在延安鲁艺时期被列入“新文化建设”“正典”的历史工程。

　　民间文学并非简单地对应于文人创作的文学，而是具有鲜明的政治思想取向。它是“五四”一代及其前辈思想家们“重铸民族魂”“中华民族复兴”整体启蒙思想的一部分。“五四”时期关注来自民间的文学，乃是出于对“贵族文学”独白话语体系的反拨，是全社会民主运动的表征。“五四”之前，梅光迪回复胡适：“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自无待言。”至“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表启事，成立“歌谣征集处”，向全国征集民间歌谣，同时发表“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明确其宗旨“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从事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美国学者洪长泰认为，现当代中国的民间文学运动被称为“世纪运动”。鸦片战争以来，激进派学者们寻找中国文化之根的努力，导致了他们提倡以口语为基础的现代文学语言。“五四”运动时期，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意识地将他们的关注对象转向民间口头传承。“到民间去”成为一种政治运动。它对于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冲破封建思想、重视人民创作的倾向，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却属于未能彻底完成的任务。

　　延安鲁艺继承发扬了“五四”走向民间这一传统，赋予其“民族性”和“人民性”的重大思想意义。延安鲁艺把收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学，与抗战救亡、与创造新文学的职能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延伸到今天的新中国思想文化运动。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文里，毛主席鲜明提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他特别强调的“民族的形式”实际上多半指的就是民间文化，特别是民间文艺。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一文化思想，在《讲话》里得到充分阐发，长期以来指导着我党的文化建设。毛主席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代人，他本人对民间文学的认识并非简单止于概念和观念，而是内心真正喜爱的，也确实做过指导学生收集民间歌谣的工作。他非常清晰地把“所有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糟粕产品”，与“民间文化的精华部分或者与那些天然的民主的和革命的因素”区分开来了。延安鲁艺以学习民间文艺作为方向，培养了一大批新中国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批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奠定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方向。例如延安鲁艺正式成立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确定了宗旨为：开展有计划、有组织对民间音乐的采集、介绍和研究工作；对大量优秀的传统民歌、小调、歌舞进行加工和改编，从而产生了不少优秀的“民歌改编曲”。民间文学传统形式经由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袁章竞《漳河水》、李季《王贵与李香香》等创作，为新文学树立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