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更美好的城市公共空间

　　核心观点

　　这几年上海投入巨资，极大改善了公共设施的条件，公共空间的舒适度和便捷度明显提升。倘若人们在公共空间的行为更“规矩”一点，更少一些无约束的“自我”，从严治理各类乱象，充分体现尊重他人即尊重自己的“使所有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那城市生活一定会更美好

　　空间语言在潜移默化中“习得”

　　谈到城市建设与管理离不开城市公共空间(public space)这一概念。上世纪50年代，英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马奇和美国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分别在《私人和公共空间》和《人的条件》著述中将其作为特定专用词提出。城市公共空间的概念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城市空间出现了深刻而快速的重构:一方面，由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中产阶层居住“郊区化”，城市呈现前所未有的空间膨胀和离散化趋势;另一方面，庞大的城市人口外迁以及不同阶层空间隔离的加剧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和城市中心区域的衰败。在此背

　　景下，城市公共空间成为市政机构及相关学科探讨城市问题乃至构筑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平台。60年代初，这一概念逐渐渗入城市规划及设计学领域。70年代，“公共空间”被普遍接受并成为学术界探讨的对象。

　　1959年，美国人类学家霍尔的《无声的语言》出版，引起世界关注。他提出“空间行为学”(proxemics)的概念，定义为:“关于人们如何无意识地构造微观空间的研究，包括人们在处理日常事务时所保持的距离、房屋建筑的空间组织以至城镇的布局设计等。”“空间会说话”(Space speaks)的理念深刻影响着西方城市文明建设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建设。人们的空间关系和领地要求在不同文化中有其特有的规矩和程序，空间语言是文化深层结构的一部分，它影响人们对外界的感知，左右他们的判断,决定他们的行为方式;反过来，一定的行为又反映一定的空间语言，传递关于空间语言的某种信息。空间语言未必借助有意识的“学习”而获得，而是在潜移默化中不知

　　不觉地“习得”。因此，家庭、族群和社区的作用不容小觑。

　　公共空间具有人员流动性和交互性大的特征。当互不相识、甚至毫无关联的群体活动于某一特定空间时，必然要有规则来管束彼此行为，旨在维持“公共秩序”。所谓的规则，即“行为规范”，在现实公共空间中，一种是显性的，如法律、条规、制度等，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另一种则是隐性的，被人们默默遵守，俗称“心灵契约”，如女士优先、行车礼让行人。

　　基于此，公共空间是指城市承载和支持市民社会生活和活动的均衡共享空间，对享用者的权益有保障作用，对享用者的行为也有规约作用。它不仅仅局限于城市规划设计学所界定的建筑物之间的外部空间，还包括诸如商厦、影剧院、医院、办公楼、办公室、公园直至公交、地铁、高铁、航空器、候车室、停车场、电梯等有公共行为发生的内部空间。城市生活的有序性和适宜性与市民在公共空间的行为方式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