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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话语体系的本土重构与全球视野
2020年03月31日 07:4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徐建委 字号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史传研究;公共性视角;话语体系

内容摘要: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是20世纪初从海外传入的,遵循的是欧洲19世纪后半叶的文学史研究模式,以此形成的理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传统不相适应。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这一话题在学术界兴起的原因。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话语体系建设对古代文学研究而言意义重大。建设兼具本土特色和国际视野的古代文学话语体系,应该思考以下三个问题。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史传研究;公共性视角;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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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是20世纪初从海外传入的,遵循的是欧洲19世纪后半叶的文学史研究模式,以此形成的理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传统不相适应。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这一话题在学术界兴起的原因。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话语体系建设对古代文学研究而言意义重大。建设兼具本土特色和国际视野的古代文学话语体系,应该思考以下三个问题。

  深化史传研究 重构文学基础概念

  中国古代文学话语体系的基础概念是“文学”,来自海外。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文学”是一个逐渐变化的概念。英语中的literature源自拉丁文litteraturae,意义本为“著作”,指一切文字作品。18世纪以来,文学开始用来指代虚构和想象的著作。20世纪60年代开始,文学的意义一直受到“书写”“传播”等概念的挑战。长久以来,我国古代文学研究一直沿用的是欧洲早期对“文学”的定义,特指具有想象力的作品,且多年来几乎无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古代文学话语体系研究的进程。当下,我们确实需要重新定义“文学”这个基础概念,使之可以和中国本土传统相融合。中国传统的文章学概念比较接近于拉丁文litteraturae的意义,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将“文学”的含义回溯和重构,即回到中国古代的“文学”或拉丁文意义上,进而扩展话语体系的研究对象并更新其研究模式。

  重构“文学”概念的意义在于回归传统理解,拓展研究范围,并为全新的理论话语的出现提供更多的可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史传文献的重新发现。史传的书写一直是衡量古代文人“文学”才能的主要标尺之一,史传文献也是中国古代存量最大的文学作品种类之一,但绝大多数史传文献在“文学”研究领域几乎没有位置。然而,就重要程度来说,史传才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且最具特色的叙事文学。如果沿用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就会把绝大多数的史传排除在外,这对古代文学研究而言是很大的损失。如若对史传文献的研究得以全面拓展,那么因其庞大而系统的存世量,对文学理论话语和文献理论话语研究意义重大。可见,以本土传统重构文学概念,史传进入文学研究的范围是非常自然的选择,它可以丰富整个中国古代文学话语体系,乃至为世界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话语或原创性启发。

  文学概念的重构本质上是研究的视野下沉;在另一个维度上,这又是文学研究意义的提升。古代文学研究基础概念的重新塑造,不仅丰富了知识资源、理论形态和语词概念,也会促使其话语体系发生系统性蜕变。

  引入文学研究的公共性视角

  基础概念是古代文学话语体系研究的灵魂,立足于基础概念的研究方法则是它的根基。100多年来,中国古代文学话语体系研究是以“作者—作品”这对共生概念切入文本的。没有“作者”的帮助,我们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作品”。“作者”是古希腊时代以来西方学术传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有两个核心的要素:私人性和所有权,这也正是我们秉承的作品分析前提。然而,中国传统的文章学话语体系中,诗文的公共性价值占有更为重要的位置。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也许就是对文本公共性的忽视。

  在研究中引入公共性视角,对话语体系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是多方面的。

  其一,重新认识古代各类作品的功能与意义。公共性思考维度,可以让我们从文本的功能层面重新认识古代文本。大体上,诗文是自我表达的寄托,史传是公共价值的寄托,但个体思考也会深藏其中。古人关于国家、历史和人类的整体性思考,从《春秋》以来一直是史传文献的重要主题。公共性视角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发现不同类型文献的价值和意义,促进话语体系中观念、方法和术语的变革。

  其二,增加“情境取义”的文本切入视角,优化话语体系的基础结构。文本不仅仅是自我表达的媒介,也是特定历史情境或特定文化传统的回声,它具有双重性。中国古代的作品往往有“情境取义”的特质,即在历史社会或文化传统语境中获得意义。诗文中个人的声音只是表象,背后所代表的公共的声音才是内核。这样的思考角度并不罕见,但尚未形成方法上的自觉。我们不仅要从作者或内容的角度来解读文本,也需要从价值和功能等公共性的角度来呈现文本的意义。

  其三,推进文本理解方式的多元化。基于个体视角构成的话语体系是单一的,加入了公共视角之后则显得更加丰富。在旧有“作者—作品”模式下,我们更习惯于沉浸式的文本理解,即在文献细读的基础上,力求在透彻了解文本的细节和意义的基础上去理解“作者”。公共性视角则可以让我们与文本保持距离,进而观察和分析文本的语境。这实际上接近于一种间离式的文本解析方式,为我们以全局眼光理解文本提供了可能。

  其四,逐步形成全新的文学史理解方式,为古代文学的话语体系研究提供更多可能。传统的线性文学史观近年来显现出不少弊端,这种文学史的理解方式与“作者—作品”为主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程度的关联。引入公共性维度的文本分析方法后,我们正在逐步摆脱原本单一的文学史理解方式。

  来自本土传统的公共性视角的引入,对整个古代文学话语体系而言,不仅是对个体视角和理论概念的补充,还是一种综合的全面的革新。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话语体系与本土传统的完美融合。

  在比较视野中完善话语体系

  我们提倡本土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但同时不能固守本土主义,而应该在比较视野中完善古代文学话语体系。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有关联的比较;二是无关联的比较。所谓有关联的比较,指的是中外文化交流层面的比较研究,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已取得很高的成就。所谓无关联的比较,则是比较古典学视野,即在埃及、希腊、罗马、印度等古代文明的背景下,重新发现中国文明的特质。中国古代文献卷帙浩繁,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可以滋生出一系列具备公共性或理论统摄力的议题,并形成真正具有中国特点的理论话语,但是封闭的、自我的研究难以达到上述目的。只有在古典文明之间的比较中,才能发现中国的特殊性;只有在全球古文明研究体系之内,汉语文献资料才能焕发其内在生命力。

  比较视野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话语体系而言,最切实的意义和价值,是对整个概念体系的校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不少概念来自海外,但是用以翻译海外学术概念的汉语词汇,多数不是新造词汇,而是旧有词汇的移用。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学者来说,很容易使用这些旧有词汇的本土含义去理解外来概念,有时外来概念也会影响对本土词汇的理解,这样就造成了整个话语体系的混乱。其结果就是,整个话语体系既不能和传统对话,也不能和世界对话。我们需要以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为参照,逐个校准古代文学话语体系中重要概念的含义。这不仅有利于增进本土学术话语体系的严谨性,同时也更能有效地发现其真正的特性与灵魂。

  近期,一种新型的、全球化的比较古典研究趋势已经出现。中国学者对印度、古地中海地区及其他世界文明的研究热度也正在增强。写本研究、语文学、书籍史及文本的物质性等新兴研究,正在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研究方向,这些新的研究趋势正在改变整个古典文明研究的格局。中国古典研究和西方古典研究相互作为研究背景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在这样的视野或背景下,理应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问题意识,形成一种适应全球化对话的全新话语体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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