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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我国语言学现代化链条早期环节的补足
2020年03月30日 10:1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周士瑶 字号

内容摘要:清末民初是我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建立在这一时期深受西方学术话语的影响。彼时,大批留学生,如章太炎、胡以鲁、杨树达、陈望道、赵元任、李方桂等,以著书立说的方式将西方语言学理论引介到中国,为我国语言学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也对其后百余年来我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早期语言学文献的价值尚未得到充分发掘,早期国内外语言学理论、思想、观点之间的传承和发展、碰撞与交融也没有得到清晰而完善的梳理。这是我国语言学发展史亟待深入发掘的环节,对于厘清中国语言学发展历程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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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民初是我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建立在这一时期深受西方学术话语的影响。彼时,大批留学生,如章太炎、胡以鲁、杨树达、陈望道、赵元任、李方桂等,以著书立说的方式将西方语言学理论引介到中国,为我国语言学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也对其后百余年来我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早期语言学文献的价值尚未得到充分发掘,早期国内外语言学理论、思想、观点之间的传承和发展、碰撞与交融也没有得到清晰而完善的梳理。这是我国语言学发展史亟待深入发掘的环节,对于厘清中国语言学发展历程意义重大。

  补足学术史链条早期环节意义重大

  首先,认识和解决当前学术难题需要补足链条上的早期环节。今天语言学中的不少难题和争议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根源,而事实也证明,不了解问题产生的根源,一味地变换理论、追新逐异,往往顾此失彼,难以将问题彻底解决。重回历史语境,补足链条上的早期环节,可以追溯问题产生的根源,有助于明辨症结所在、找寻解决方法。

  其次,厘清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脉络需要补足链条上的早期环节。目前学界对我国语言学现代化过程的梳理尚不够完备,以语言学现代化为线索的基于早期文本分析与比较的学史著作还较缺乏,从实证入手深入描述我国语言学理论来源及其在学者间传承关系的论述相对较少。全面把握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必然要补足这一薄弱环节。

  最后,发掘我国语言学的贡献、弘扬我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需要补足链条上的早期环节。我国早期语言学者对西方语言学理论并非全然照搬,而是结合汉语实际情况进行了积极改造,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创新和发展。我国现代语言学在开创过程中,也逐渐形成自己的研究特点与风格。发掘我国语言学者的贡献,弘扬前辈学者的优良传统,需要补足早期环节。

  借助“域外之眼”实现内外证并举 

  当前关于我国语言学现代化的研究主要依靠域内文献。兴膳宏较早将中国本土之外的学者论述我国文化的相关著作命名为“域(异)外之眼”。鲁国尧、李无未、邵敬敏等学者均提出过汉语史研究需要利用“域外之眼”(域外资料或域外学者理论意识)的观点。学者们借助西洋学书和汉字文化圈文献等“域外之眼”解决了一些传统语言问题,如虚词“了”的语音变化过程、明清官话的音系基础、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形成等。同时,近年来学者们开始注意到,外证材料对认识近代以来我国语言学的现代化也具有重要意义。如李无未教授率先以比较视野系统探讨了胡以鲁《国语学草创》中语言学理论的“架构”“原型”及“新畴”,并以此为契机重构中国语言学理论的现代化过程。之所以选择胡以鲁,正是由于他学术背景的独特性——师从章太炎,同时又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跟随著名语言学家上田万年学习语言学,而上田万年又深受德国莱比锡大学甲柏连孜的影响。这一特殊经历使胡以鲁同时具备普通语言学、音韵学、比较语言学、语言心理学等多重知识背景。通过将《国语学草创》与上田万年《国语学》、甲柏连孜及章太炎相关著作对比,可以发现《国语学草创》的写作“原型”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吸收前贤成果,又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了自我发挥,并在哪些方面对后世语言学著作产生过影响。这样系统的、由点到线的挖掘与比较工作虽然才开展不久,但我们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随后必将会有新的材料和成果出现,最终集点成线、汇线成面,从更深层面推进对我国语言学理论、语言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理解与认识。

  补足我国语言学现代化链条早期环节的具体步骤

  近年来学界对“域外之眼”的重视提醒我们,补足我国语言学现代化链条的早期环节不能只依靠域内材料,而应该域内材料与域外材料并用,实现内外证并举,具体来说,可以通过以下步骤进行。

  第一,对内证进行穷尽式搜罗和分类,尤其加强对早期文献的挖掘与整理。

  第二,以内证为基础,广泛搜索相关外证,通过比较,发现异同,形成我国语言学现代化理论、方法来源的层次与脉络。

  第三,回到内证,通过同类内证归类、分析和比较,归纳其理论共性与个性,形成我国语言学现代化理论、方法的发展与传承谱系,归纳不同理论的应用范畴和不同学者的研究特色。

  第四,回到外证,通过将内证与同时代外证比较,发现我国学者与国外学者在研究视角与研究模式等方面的异同,从而科学定位我国学者研究成果在世界上的价值与贡献,形成对我国语言学现代化发展成果的科学认识。

  需要注意的是,在上述过程中也需留意语言学理论在各国的传播方式与接受状况,尤其是国外理论与方法在我国的本土化过程。这样,采用以内证为基点、外证为补充的思路,通过内外证的有机结合,从具体文本和理论出发,重新梳理我国语言学现代化的进程,则我国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外部影响因子的关联关系、理论与方法间的传承层次都将清晰可见并有据可依。

  总而言之,补足我国语言学现代化链条的早期环节既有价值也有必要。它有助于重新挖掘与认识早期语言学“遗珠”的学科史价值,有助于完善我国语言学来源、发展的“谱系”与“环流”,帮助我们更加全面、科学地认识我国语言学学科现代化的历程,为今日学者的研究提供扎实的学史和理论基础。而“内外证互补”的方式将有助于我们拓宽视野,为补足我国语言学现代化的完整链条提供坚实的证据。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这一方法的使用也要求我们具备扎实的文献学功底和一定的外语阅读能力,培养自己联系和比较的思维,要能“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于无疑处有疑”。以史为鉴,历史为现实服务。学科现代化的梳理必将为提升我国现代学术研究水平和中国学派的构建与发展提供助力,从而提高我们对自身学术主体性的认识。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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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周士瑶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赵明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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