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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连接与再造:媒介化转变城乡场域
2020年03月27日 07:4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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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如何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中国社会传播的新场景相对接,这是一个关乎国家目标实现与路径选择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要坚定实施乡村振兴等发展战略,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城市户籍的高福利逐步淡化,而农村户籍中的承包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村住宅等权利依然保留。依贺雪峰所言,在体制层面上,对农民有限制性的城乡二元结构转变为保护性二元结构;在非体制层面上,城乡之间聚居模式、产业结构的差异则形成了高度现代化城市与低度现代化乡村的二元结构。面对城乡差异的二元结构和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研究需回归当下社会的传播新格局,探究媒介与社会的相互形塑,从传播的视角出发来探讨乡村振兴战略的达成。

  媒介化是城乡场域转变的动力

  从传播的视角看来,20世纪后期高度现代化的社会出现了媒介化(Mediatization)进程。有学者认为,在更宏观的意义上,媒介化是与个体化和全球化并列的“元进程”(Meta-process)。这一过程以二元性为特征——媒介在融入其他社会制度与文化领域的运作中,同时其自身也相应地成为社会制度。社会互动越来越多地通过媒介得以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其他制度越来越依赖媒介所控制的资源,并“不得不服从于媒介运作的一些规则以求获得通往这些资源的途径”。  

  将整体性的媒介化理论用于探视空间性的城乡社会,则必须借助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经典场域理论来进行转化。在布尔迪厄看来,“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拥有不同资本的行动者(个人或机构)占据着不同的位置,产生着不同的关系,它们彼此之间构成一个动态而争夺的场域。场域、资本、惯习和行动者,构成了关系向度下的结构—行动理论闭环。体制层面与非体制层面的二元结构形成了城乡差异场域:一边是具有高密度、异质性,集纳了优势政治、经济与文化资源的中心化城市;一边是具有低密度、同质性,拥有相对弱势政治、经济与文化资源的发散性乡村。面对这一现实的城乡“褶皱”,媒介化,尤其是高速通信、移动互联和智能终端支撑下的媒介化,作为渗透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制度的结构性变迁,为城乡差异带来了行动者、关系与场域的三重转变。

  呈现:乡村行动者的异质展示

  社会借助媒介传播信息。在传播格局中,媒介化带来了城乡场域中行动者的转变,让更多原来隐藏的乡村行动者(传播者)浮出水面,从“不可见”变为“可见”。

  这种“可见”来源于媒介化的赋权。连通城乡的通信基础设施,人手一机的移动智能终端,与快手、抖音等短视频记录、分享软件迅速突破了原来“四级办电视”式的有限行政层级式机构传播者,迅速生长出理论上无限的、跨越城乡、去中心式的个体传播者。并且,这种“可见”带来的不仅是乡村传播主体数量的增加,而且还有乡村传播“阐释框架”的丰富。不同于以往城市现代、乡村落后的刻板印象,在快手、抖音的网红达人视频中,出现的是丰富的劳动场景:云南大山深处悬崖采蜜、四川藏家姑娘挖虫草采松茸、江苏“海鲜村”村民出海捕捞……这些农、林、牧、副、渔的鲜活场景传递着城市之外的多元生产可能,为农业叠加上自然、原生的美感,让劳动者传递出亲近自然、身土不二的生活气息。差异的生产场景、地理区域、年龄性别等因素相互交织,在快手、抖音中呈现出更为丰富的乡村行动者(传播者)。

  媒介化让传播渠道唾手可得,让行动者“可见”,也让原先无数行动者“不可见”的身体化惯习(农业劳作)与客体化物品(农业产品)结合个人禀赋(颜值身材、口语表达、肢体动作),转化为“可见”的文化资本,在城乡场域中成为与城市行动者相区别的、差异性资本的拥有者。

  连接:城乡关系的路径重塑

  社会借助媒介搭建连接。借助传播,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之间彼此相连。城乡场域转变中崛起的乡村行动者,如果仅仅停留于“可见”,则依然停留于城乡信息秩序与阐释框架的变化;只有“可触”,才能让浮出水面的乡村行动者借助通达的路径,完成信息流乃至物质流的变化。

  在传播格局中,媒介化也带来了城乡场域中关系的转变,让许多原本没有直接关联的城乡“结构洞”建立关联,让许多单向连接的城乡关系转为双向。阿里巴巴平台网络结合自身的渠道资源与消费者数据,帮助贫困地区打造特色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据其年度报告,2018年,国家级贫困县在阿里巴巴平台网络销售额超过630亿元。

  原本的城乡场域中,乡村行动者受限于依附城市的销售市场、相对弱势的经济资本(农业资金)与政治资本(政策扶持),只能获得低于城市效率的经济连接,但媒介化所带来的去中心化电子商务网络(如阿里巴巴、京东),其便捷性连接了各个参与其中的乡村行动者(个体或机构),填补了大量城乡“结构洞”,激发出更多的乡村市场(即“下沉市场”),并为乡村通向更多国内城乡市场或国际城乡市场提供了“一键可达”的光速商务连接,产品展示、消费者购买、物流运输、消费者反馈,媒介化下的信息流与物质流相聚合,将“可见”的乡村变成“可触”的乡村。

  再造:城乡场域的多元分层

  社会与媒介相互形塑。媒介作为机构之一融入社会之中,成为行动者所需要遵守的规则与可能拥有的资源,成为社会形塑的中介。城乡场域中崛起的乡村行动者,从“可见”变为“可触”,但依然意味着二元结构中强势城市与弱势乡村的差异。只有“可逆”,才能让单向的结构转变为双向的结构、让二元的结构转变为多元的结构。

  在传播格局中,媒介化同样带来了城乡场域中场域整体的转变可能。以往,是差异化的乡村行动者(传播者)向城市行动者(受众)寻求认同,差异化的农产品向城市市场寻找通路,但随着媒介化的出现,开始推动了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员流动。据抖音报告显示,抖音上最热门的100个县域景点中,约3成位于贫困县;抖音上最热门的10个县中,有4个是贫困县。位于四川甘孜的稻城亚丁就因“美出天际”刷爆抖音。其在2018年上半年接待国内外游客68.97万人次,同比增长55.6%,超过2017年全年接待游客量,成为超热门旅游地点。

  生态旅游资源吸引城市旅客体验乡村,特色农业资源吸引城市人群创业乡村,而飞速发展的媒介又在不断消减城乡之间的信息鸿沟与关系黑洞。它一边呈现出丰富的乡村图景,一边记录着真实的城市压力,在中心城市—偏远乡村的巨大对比中开始展露出中小城市的面貌,让后者集纳了城市的现代性与乡村的自然性,在二元结构的版图中裂变出中心城市—中小城市—乡村的多元版图。当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出现多层结构,甚至出现部分中小城市因其兼具现代性与自然性的双重可能而引发“逃离北上广”的个体选择时,固化的城乡场域就在整体层面出现了裂变、丰富的趋势,部分地域甚至出现了反转的现实,也就形成了城乡差异的结构转变与场域再造。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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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梅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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