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转向和转型正在推动着东西方文明经历前所未有的交叉、交织、裂变和整合。文化间的交织愈发紧密，跨文化传播在全球化语境中意义愈加突显。东西方学术交流应该与时俱进，以更大的力度推动和引领时代的发展。

　　停滞不前的理论困境

　　回顾新闻传播学的重要理论，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理论建构和学科建设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无论是欧洲的古典修辞学派与批判学派，美国的新修辞学派与实证主义学派，还是以硅谷模式为代表的信息霸权主义学派，都反映出欧美建构的新闻传播学的特质和西方文化色彩。这些理论被亚非拉等地区的国家挪用、模仿、学习和有限创新。而这样的局面也明显体现在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中。纵观跨文化交往理论发展的60余年历史，学者们通过多学科和多个理论视角系统地探讨了众多问题，建立起数量众多的理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学科的壮大与繁荣。其中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的高低语境文化论、威廉·古迪孔斯特（William Gudykunst）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皮尔斯（Pierce）和克罗伦（Cronen）的意义协调管理理论、约翰·贝利（John Berry）的文化适应理论和菲利浦森（Gerry Phlipsen）的文化砝码理论等成果激发了大量相关研究，进一步体现西方理论话语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学术地位。

　　尽管如此，这些理论至今尚未在全球范围内解决或缓解文明间的冲突。进入21世纪，跨文化传播理论建构多局限于对原有理论的修补。这种逐渐失去创新发展的趋势，一定程度上与实证研究方法占据跨文化传播研究主流局面、缺乏诠释性和批判性视角有关。同时这也说明，缺乏多种文明视角，传播理论研究是难以全面有效地揭示跨文化传播的内在逻辑和规律的，当然也不能解决或缓解文明间的冲突。

　　只有通过更系统、更平衡的东西方文化和全球多种文明的比较研究，才能产生更具解释力的理论。东方学者只有在谙熟西方理论的基础上与西方学者展开平等积极的对话，才能引起足够的学术争鸣，从而改变西化或美国化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停滞不前的学术现状。

　　但现实却是西方与非西方学术发声的不平衡。从跨文化交流视角来看，新闻传播学发展遭遇前所未有的学科发展瓶颈。一方面，该学科的想象和研究范式受限于西方文明。全球新闻传播研究主力仍在欧美，大多具备单语言和单文化背景。欧美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生力军也大多具备单语言和单文化背景。更有甚者，欧美少数双语、多语及双文化、多文化背景的学者，以及在欧美以外的亚非拉双语、多语及双文化、多文化背景的学者，大多仍然以欧美模式为准绳。

　　另一方面，西方学术界大多在全球范围内继续不遗余力地维护其文明与相关学科和理论话语体系的优越地位。在跨文化交往中，西方传播学者会不自觉地将东方文化标签化。东方文化如果无法在交流策略上与西方文化对等，整体的跨文化意义和有效沟通就难以实现。西方，尤其美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陷入了实证主义、技术主义和学科支离破碎化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中外新闻传播学术的交流，阻碍了新闻传播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