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认识可以分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对自我的认识，前者是客观认识，后者是对于认识主体自身的认识。对于这两种认识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它们究竟是同类的还是不同类的；是相互独立的还是内在相关的；如果是内在相关的，是如何相关的，何者更具基础性和优先性，历来众说纷纭。

　　认识论的传统问题是：世界是否可以被人认识；如果可以，那么世界在何种意义和程度上可以被人认识。从传统认识论的立场来看，如果不首先解决上述问题，则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任何认识活动都将是盲目、轻率和不可靠的。然而难题在于，其一，如果我们把上述认识论问题看作在认识世界之前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就把认识自我置于认识外部世界的地位上，这样一来，我们就要面临黑格尔的那个著名指责，即“想要在我们认识之前有所认识，其可笑程度正如老学究的聪明办法：在学会游泳之前不要冒险下水”。其二，传统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似乎同时指向作为认识对象的世界和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因为，问“世界是否可以被认识”，就是同时在问“世界是否具有可以被人认识这样的特性”以及“人是否具有能够认识世界这样的特性（能力）”，就此而论，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似乎又成了两种彼此独立的平行认识。问题在于，无论我们对于“世界是否可以被认识”和“人是否能够认识世界”这两个问题给出肯定还是否定的回答，都已经意味着我们对于世界和人的双重认识。尤其是，当一个人断言“世界不能被认识”时，他就已经使自己陷入矛盾之中了。其三，当我们在认识论上谈论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时，这样的人在哪里？如果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就存在于世界之中，则人对于世界的认识就包含了人对于自身的认识，这样，把认识划分为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这两种不同的认识就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取消这个划分也就取消了认识论本身，因为作为世界之组成部分的人只是客观认识的对象，而不再是主体，无论这样的对象被认为具有怎样的精神属性。

　　从苏格拉底把“认识你自己”作为哲学的主题起始，到康德的理性批判哲学出现之前，西方传统认识论就一直被上述困难纠缠着。如果作为认识论的自我认识不可能优先或者平行于对世界的认识，也就不可能被包含于后者之中，那么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认识，它与后者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通过认识论的先验转向，康德第一次给出了对于这些问题的明确回答，即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是经验认识，对于自我的认识是先验认识。经验认识是对于经验对象的认识，可以被称为直向的认识；先验认识则是对于经验认识之主观可能性条件的认识，因此就是对于经验认识主体之认识能力的认识，这种认识本质上是反思性的。由此可见，先验认识并不优先于经验认识（因此，黑格尔的上述指责并不适合于康德），相反，它必须以后者的实际存在为前提。换言之，先验认识以我们的经验认识主张为出发点，追问这样的认识主张是否具有正当性或合法性，即它是否处于我们认识能力的范围之内。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强调在认识论研究中要把“事实问题”与“法权问题”区分开来。我们关于经验认识的主张一般来说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拥有关于经验对象的必然性认识。对于康德，我们的经验认识主张所涉及的法权问题是由休谟的怀疑论提出的，因为按照休谟的观点，经验是我们认识的唯一来源，而通过经验是得不到必然性认识的。众所周知，康德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论证人具有先天认识经验对象的能力，经验认识主张的一般合法性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这个论证的要点是，人的纯粹感性形式和纯粹知性概念都具有对于经验对象的必然有效性。在这个论证中，先验反思扮演了关键角色。按照康德的解释，“先验反思”是我们通过把不同的表象与我们的不同认识能力加以对照来辨别它们属于我们的何种认识能力（即是属于感性还是属于知性）的意识活动。从法权的角度看待认识论问题，我们就会明白，先验反思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客观认识活动，它实际上是一种系统地分辨我们的认识原理与认识能力之间法权归属关系的活动。比如，直观形式都归属于以接受性为特征的感性，范畴则归属于以自发性为特征的知性。如果我们不首先通过先验反思分辨清楚表象对不同认识能力的归属关系，即通过为它们在感性或者知性中分派位置来确定它们的先验方位，我们就无法在判断活动中正确地确定表象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