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这里的协商协调机制主要就是指我国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以“政府主导、工会推动、企业参与”为特征的集体协商机制。这一机制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平台。为了更加充分地发挥集体协商机制的作用,可以从工资集体协商入手,通过标准化工资率谈判,调整收入分配,减少劳动冲突,实现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我国集体协商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平稳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受经济快速增长带动收入提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以集体协商促工资增长的压力还不大,集体合同的数量不多、覆盖率不高。2004年,已建立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的单位达到62.9万个。第二阶段是快速增长期。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对劳动力市场供给的影响显现,特别是受到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劳动关系冲突日益显著,集体协商成为全国总工会推动创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工具。签订集体合同数从2005年的75.4万份增加到2010年的140.7万份,同期集体合同覆盖职工人数从1.03亿增加到1.85亿。第三阶段是爆发式猛增期。随着2011年“两个普遍”的提出以及全总印发的一系列文件,集体合同及其覆盖职工、工资集体合同及其覆盖职工数猛增,当年分别增加了38.6万份、3857.7万人和31.2万份、4158.5万人,同比增幅分别达到27.4%、20.1%和51.3%、55%。

　　从数字增长来看,集体协商发展迅猛,但其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一方面,劳动者收入没有随工资集体协商的普及而提高。另一方面,劳动争议数量持续增加。我国劳动争议仲裁部门受理争议数从1992年的8150件迅速增加到2015年的81.4万件,年均增长达到22.2%;同期争议涉及劳动者人数从1.7万人增加到116万人,年均增长20%。其中,劳动报酬争议占总争议数的近40%,而且近年来呈递增趋势。在实际工作中,还有大量的劳动争议在企业内部或地区范围内,通过工会及相关单位调解解决,没有被统计在内。如果将这一部分争议综合考虑,劳动关系冲突严峻情况远远高于已知统计数据。以缓解劳资矛盾为设计初衷的集体协商机制并没有起到预期作用。

　　集体协商效果微弱的原因

　　一是过度强调数量和覆盖率,忽视内容和效果。2008年以来的多个文件对于集体协商、集体合同数量增长提出了明确数字任务,但是对于目标效果除了原则性语句外,缺乏实质性的指导意见。在实际执行中,很多基层工会直接复制上级文件文本作为集体合同内容,或者用地方最低工资作为协商工资标准,对工资增长幅度、比例、阶段、效果等内容缺乏清晰的认识和准确的判断。

　　二是考核标准不完善,各方执行导向不明。集体合同数量和覆盖率提高已经成为地方各级政府和工会工作考核任务,是考核、评优、评先、“两会”代表选举等活动的必要条件,所以政府利用各种行政力量促使企业签订集体合同。但由于对工资收入增长结果等没有明确规定,政府、工会和企业对合同内容、执行、结果、评估不关心、不重视。

　　三是没有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形势、企业经营状况和工人具体需求。工资增长是生产率提高和市场发展变化的结果,市场变化包括商品市场的繁荣程度和劳动力市场供需对比。一部分工会在进行工资集体协商时对短期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地方经济发展阶段、企业经营业绩和增长、工人的经济和社会需求缺乏清晰的认识和预测,仅仅通过主观判断和政策规定决定工资增长不符合市场规律。

　　四是对工资集体协商的定位不全面。全总推动集体协商主要是将其作为缓解劳动关系冲突的手段。从集体协商发展的历程上看,几次重要的文件出台都是在劳动关系冲突较为尖锐的时期,这种不准确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现在的困境。实际上,工资集体协商更应该成为调节收入分配、改善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工具。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和集体协商机制,实现工资科学合理有序增长,劳动关系冲突自然就能得到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