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人过着相对贫乏的物质生活（与同时期埃及和其他东方大国相比），但却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他们发现、探索、维护、传承了许多普遍价值。

　　什么是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黑格尔有过一个总结。他说：“正如希腊人在生活上安于家园一样，哲学也是畅适自足，哲学上的畅适自足，亦即人在精神上的畅适自足，怡然如在家园。如果我们对希腊人有家园之感，就应该对他们的哲学特别有家园之感——不过哲学并不只是在希腊人那里有如故乡，因为哲学本身正是人的精神的故乡；我们在哲学里所从事的，乃是思想；乃是我们内在的东西，乃是摆脱一切特殊性的自由精神。思想的发展，在希腊人那里，是从他们最原始的素质中启发出来，发展出来的；我们不必远求于外在的机缘，便可研讨希腊哲学。要了解希腊哲学，我们必须亲身流连于希腊人的精神生活之中。”可见，黑格尔认为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摆脱一切特殊性的自由精神。

　　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可以跨文化传播。以中国文化为例，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时，希腊哲学开始传入中国。中国基督徒李之藻与耶稣会传教士傅汛际合作，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论文《名理探》和《寰有诠》。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翻译了大量希腊哲学原著，撰写出一批研究性的著作，比如朱公振的《希腊三哲》、李石岑的《希腊三大哲学家》、严群的《希腊思想》、李仲融的《希腊哲学史》等等。陈康先生于40年代出版了《巴曼尼德斯篇》，在翻译之外对原著作了详尽的诠释，陈康先生的工作激发了不少人研究希腊哲学的兴趣，表现了中国学者翻译、诠释希腊哲学典籍、勇攀世界学术高峰的气概。中国学者坚信希腊哲学是智慧的宝库，整个西方文化发展的基因就包含在希腊哲学之中。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对希腊哲学进行独立研究以来，中国学者基本上掌握了古希腊哲学的精髓，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有别于英美学者的系统见解，并向世人奉献了完整的中国版的“希腊哲学史”。可以说，中国学者在中国文化与希腊文化的双向交流中，已经完成了把“希腊哲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过程。我相信在今后的岁月中，中国学者将更多地走上国际学术舞台，在与各国学者的交流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弥补自己的不足，在希腊哲学研究这块全球“公共领地”上，更多地留下中国学者的印记。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早已跨越国界，成为世界的文化，成为全人类的文化成果。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弘扬，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我们也要汲取。建设和繁荣中华文化，我们自身也要面向世界，以开放的心态主动汲取外国各个时期创造的优秀成果，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进而创造当代的中华文化。这是中国文化建设事业本身的要求，不但是中华文化建设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中国学术界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自“西学东渐”以来，许多中国哲学家在传播西方哲学的同时，会通中西哲学，创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也使中国哲学走向世界。20世纪的中国哲学家前辈在引介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创建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马克思有句名言：“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希腊哲学世界化了，其他民族的哲学也要沿着世界化的道路前进。在此意义上，希腊哲学的世界化历程值得当代中国哲学家借鉴。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