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起源与发展一直以来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形成了以阶级、战争、革命为不同视角的国家理论学说。然而,将人类的发展脉络向前推移,可以发现自然灾害同国家的起源与发展存在着不可切断的联系,它不仅促成了早期国家的产生,而且为形塑国家的合法性提供了有利时机。在自然灾害频发的今天,国家和社会如何协调合作共同应对自然灾害固然是重中之重,但正确认识自然灾害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形成与塑造作用也是该领域研究的元命题。

　　自然灾害中的国家权力之“立”

　　首先,迈克尔·曼在关于社会权力的来源论述中指出,世界几大主要文明都诞生于河谷地带,在冲积平原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在一定意义上,洪水为他们带来了机会,提供了现成的肥沃的冲积土壤。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也曾提到,东方文明的产生与治水息息相关,从表面上看,自然灾害是一股破坏人类生存环境的力量,迫使人们臣服于自然环境的膝下,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但同时它也是推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原动力。纵观西方文明的演变发展亦如此,传统欧洲国家绝大部分以农业生产为主,自然灾害的发生不仅可能直接摧毁经济权力中心,而且会深刻影响人们的宗教观念和信仰,进而重塑政治权力中心和宗教权力中心,改变原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

　　其次,文明的产生与发酵最初来自于人类对于有利自然环境的依赖和自然灾害的规避抵抗。在此过程中,人类自发形成了原生部落或氏族公社,原生部落转变为国家的地域性行政组织;氏族公社演变成农村公社,成为国家的基层组织,原来的氏族精英成为国家的各级统治者,而统治者地位的确立在早期国家中更多依赖于带领民众躲避和防御自然灾害时所展现出的领导和组织能力,才得以顺利实现统治。所以,在早期国家,统治者深知“治国”与“治灾”之间的密切联系,“治灾”是“治国”的基本前提和保障,也是统治者的权力来源和合法性基础,其核心在于将个体性权力转化和让渡为集体性权力,进而形成统治者的执政基础。可见,自然环境在国家权力和国家组织形式形成过程中既是建构力量,又是不可忽视的强大推动力量。

　　再次,纵观中国政治发展史,受汉朝以来“天人感应说”和“灾异天谴说”的深刻影响,灾害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了“天”和“人”这两个中国政治史上重要概念的连接载体,影响着政治的演进与王朝的统治。一般在灾害发生后,皇帝往往会采取下诏求言、赈灾、减膳、恤刑、祭神等措施,以求减轻灾害的破坏性,避免灾害的再次发生,同时臣子们借此时机向皇帝上疏言事以达到自身目的。所谓“一切政事不协天心”,就是指君臣的所作所为,有违背天道之处,故而招此灾变。由此,灾害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兼具了政治工具的性质,往往也成为统治者反思政治的一个契机,在某些情形下甚至会转化为政治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