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学”发端于萧该，至曹宪正式建立，其后有许淹、李善、公孙罗、陆善经、五臣等，各有著作，而以李善为集大成者。李善《文选注》继承了前代经典注释的传统并开拓创新，而其最重要之特色与风貌则在于“弋钓书部”（《上文选注表》），即引书之繁富。笔者近年来从事李善注引书的研究工作，以尤袤本《文选》为工作本，参考其他诸本如集注本、北宋本、奎章阁本等，进行地毯式的排查，统计出李善注引书共1969家，其中经部231家，史部355家，子部190家，集部1158家，佛道典籍33家，无主名者2家。由此可看出李善之博学洽闻，令人惊叹。《新唐书·李邕传》云李善“淹贯古今”，时人号为“书簏”，良有以也。

　　李善注的引书来源

　　李善注征引文献近2000种（集部引书多为单篇作品），其中不乏大部头的著作，且多有不见载于《隋书·经籍志》及后来之两《唐志》者，因其数量较多，应非失载。陈尚君在谈到他的知识与学术源泉时说：“当然，也有如神明般守护我的书架，引领我学术航路的宝书。”（《我的神明书架》）这不禁启发我们去追问，李善为《文选》作注，他又有着一个怎样神明般的书架，以保证他完成这样一部学术史上的巨著呢？通过考察，可以推想，李善的书架上摆放的主要应有以下几类典籍。

　　第一类典籍是集注、集解类文献。笔者在考察李善注所引《论语》类文献时，通过核对全部引文，结合何晏《论语集解》与唐写本郑玄《论语注》残卷，发现李善注所引《论语》之八家汉魏古注中，只有郑玄注或部分郑玄注出自单注本郑玄《论语注》，其余全部出自《论语集解》。而杨子云《甘泉赋》作者注中，李善在自述体例时则明确说明了对《文选》相关作品旧有集注的采用：“然旧有集注者，并篇内具列其姓名，亦称臣善以相别。佗皆类此。”此赋之注，“善曰”之前皆为《汉书》诸注之说，则其所用集注应为《汉书集注》，《文选》中其他出自《汉书》的作品亦应如此。但李善注引《汉书》诸注，遍及全书，非必出自《汉书》之文章。这些注释是否出自《汉书集注》，王重民《敦煌古籍敘录》以为李善注所引诸家《汉书注》，系采自蔡谟《汉书集解》，但未进行具体论证。徐建委《唐以前集注的便捷之途——以〈汉书注〉、〈文选注〉为例》一文，通过对《汉书》注疏史与李善注引《汉书》注的考察，认为李善对《汉书》诸注并非逐家征引，而是主要来自蔡谟《汉书》注本，进而论定李善注引书多用集注本。

　　蔡谟《汉书集解》及其以前的晋灼《汉书集注》、臣瓒《汉书集解音义》久已亡佚，李善注所采《汉书》诸注是否就是蔡书，由于文献不足，还可以进一步探讨，而且李善精于《汉书》，其引用《汉书》诸注的情况恐怕较为复杂，但其采用了集注应该是可以确定的。不过采用集注、集解类文献并非李善注引书的普遍现象，比较典型的只有《汉书》《论语》诸注等，还不能说多用集注本。至于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前人注释的注疏，不能理解为集注本，数量也不多。

　　第二类典籍是旧注。李善书架上的旧注，包括两方面的著作，一是《文选》旧注，即李善之前的诸家《文选》注释，如萧该《文选音》、曹宪《文选音义》等。二是《文选》所收相关作品之旧注。后者也是李善在自述体例时明确说明的，张平子《西京赋》正文前“薛综注”下李善注曰：“旧注是者，因而留之，并于篇首题其姓名。其有乖缪，臣乃具释，并称臣善以别之。他皆类此。”李善注共采相关作品的旧注20余家，如《楚辞》王逸注、《二京赋》薛综注、《演连珠》刘孝标注等。同时，对于这些旧注中所保存的文献，李善也是充分利用的。如曹子建《七启》李善注引书有《九师道训》，但并非引自原书，而是转引自张平子《思玄赋》之旧注。

　　第三类典籍是类书。类书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文献材料，无论古今，都是重要的工具书。李善为《文选》作注，也应该大量采用了类书中的文献。日本学者冈村繁《文选之研究》以敦煌出土的唐钞《文选》李善注残卷与今通行本对照，从对纬书的引用看李善注中典故指证的补充过程，认为李善在为《文选》作注的最初阶段，充分利用了当时一些代表性类书，如《修文殿御览》《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以此为基础，并随着对各种古典作品阅读的扩展深入，又对原先注解中的空白逐渐加以填补。另外，笔者曾有专文考察李善注所引《田俅子》一书，此书亡于梁、隋之间，除李善注外，其佚文保存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稽瑞》《白氏六帖事类集》等类书或具有类书性质的著作中，皆记上古帝王之祥瑞，然据《吕氏春秋》《韩非子》等所载田鸠（田俅子）之言论，其内容不止于此。则李善所引很可能是采自类书祥瑞类所采之《田俅子》。

　　第四类是重要的经、史、子部典籍，集部的《楚辞》以及别集类文献。李善注引书的大部分内容还应是引自典籍原书的，所以一些重要的、习见的典籍，肯定可以在李善的书架上找到。李善对这些典籍，既有直接的引用，也有转引其中所采文献的情况。如李善注引书有《逸论语》，经笔者考证，实转引自许慎《说文》。

　　李善注的学术影响

　　通过上面简单的梳理，我们大体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即李善书架上的藏书与其《文选注》引书并非完全对等的关系，他所征引的很多典籍之原书并不在其书架上。这其实就是李善注引书的来源问题，也就是说，李善注引文并非皆来自原书，其来源包括引书原书、类书、旧注、集注等，而其所引众多集部诗文作品多应出于总集、别集类文献。由此看来，李善注引书的数量恐怕要大大“缩水”，李善的博学程度似乎也要重新予以评估，他在学术史上的形象不再那样高大了。但问题不能这样看，原因如下。

　　第一，李善注引用典籍，不是简单地抄材料、掉书袋，其学术成就与地位，主要不是体现在引书数量的巨大上。刘跃进说：“李善注《文选》，是一次集校集释工作。他汇总了此前有关《文选》研究的成果，包括各家史传注释，择善而从，又补充了大量的资料，因枝振叶，沿波讨源，成为当时名著。”（《关于〈文选〉旧注的整理问题》）从《文选》文本出发，判断并找到相关联的文献，要以博览群书和博闻强识为前提。而对于找到的材料，还存在一个选择、剪裁的问题，这更需要学术眼光与功力。即使是采用相对快捷的途径进行注释，未必就能圆满地完成任务，往往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工和完善。

　　第二，利用旧注、集注、类书等文献恰恰是经典注释的重要且必要的途径。陈尚君说：“许多学者都喜欢故作高深，似乎一切学问都是阅读得来，何曾利用工具书？其实有成就的学者都离不开工具书，甚至自编工具书。在我则多年来坚持购备各类文史工具书，自己也编过。金针度人也自度，学问其实不复杂。”（《我的神明书架》）利用工具书或工具书性质的文献，既能够方便快捷、事半功倍，又能够挖掘到有价值的文献，因为很多典籍已经亡佚了，但其内容会保存到工具书及相关的文献当中。李善为《文选》作注，面对的也是这种情况，所以对于旧注、集注、类书等文献，他是不得不用，非用不可，不仅不应受到指摘，反而是其高明之处的体现。

　　要之，虽然李善注实际引书并不像我们统计的数量那样壮观，但仍当得起“敷析渊洽”（《新唐书·李邕传》）的评语，其学术地位并未打折扣。而且，采用集注、旧注等文献的情况，李善皆已注明，并未掠美与掩盖基本的事实。但对我们的学术研究而言，所牵涉的问题亦即李善注引书来源问题却不容忽视，它是研究李善注不可绕过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一些“《文选》学”研究工作的起点，不仅关系到我们对于李善注引书自身的认识与把握，也涉及先唐学术史、文献学史的一些重要问题。我们的考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学术界对于李善注引书的传统看法，厘清一些错误的认知，从而有利于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把握与解决。同时，这种考察还可以进一步拓展我们的思维，加深对征引范式下先唐古注及其生成模式的认识，甚至解决一些学术史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学术史视阈下李善《文选注》引书研究”（16BZW04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