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绍徽 (1866—1911)，字秀玉，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晚清杰出的女作家与翻译家。戊戌变法期间，薛绍徽与其夫陈寿彭、夫兄陈季同、陈季同的法籍妻子赖妈懿（Maria-Adèle Lardanchet）积极参与了上海女学运动。“百日维新”失败后，薛绍徽与陈寿彭合作，编译介绍西方文史科技著作。其毕生创作了大量诗词，现存古典诗歌300余首、词150余阕，堪称清末维新变法编年诗史。

　　秉承“贤媛”传统 呼吁男女平权

　　薛绍徽之所以成为一名维新变法志士，乃因闽川才女文化与福州船政文化在象征与实际层面的联姻。据薛绍徽所述，闽川才女文化源起明初，成于明清之际，以福州妇女“光禄诗派”为其社团基础、魏晋“贤媛”传统为其思想资源，二者经由母教传衍赓续，在各个历史时段均有杰出贡献。明初“闽诗派”崛起，男女诗人共同奠定了“闽诗派”的繁荣，使之成为当时主要诗派之一，尤其是开创了其主流的艳体，以吟咏男女之情，延及与妇女生活、生命相关的众多主题。清末内忧外患，福州因其地理原因，首当其冲。闽诗人大多卷入其时主要事件之中。而外界动乱，反过来影响到诗人自我建构及诗歌风格的变迁。艳体遂扩展至以妇女为主体的家国情怀，凡党争、兵燹、世乱乃至政治策略，日益成为妇女诗歌主题。故闽川才女文化有其内在固有的对于社会政治的关怀，这与闽川才女一直秉承的魏晋“贤媛”传统密切相关。

　　“贤媛”概念之形成，本自《庄子》“至人”精神。经由魏晋之交“竹林七贤”之玄学阐释与自我认同，及东晋高僧支遁及其同道王羲之、谢安等以般若佛学演绎，“至人”遂为有晋一代之人格理想，影响及于闺阁。《世说新语》“贤媛”门所载谢道韫等言行，全面体现了长育万物、为而不有的“至人”理念，其精神自由、人格独立、才学深华、鉴识高瞻、道德坚忍，百代之下，犹为后世表率，直接激励闽川妇女投身维新变法。

　　福州的船政文化，肇自清后期自强运动。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于福州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现代造船厂。船政大臣沈葆桢独具眼光，力主附设船政学堂，从而培养了中国最早的工程师、科学家、海军军官、翻译家、外交官等一批中西兼通的人才。这批人物后来多为维新干将。陈季同即为船政学堂首期毕业生，随后任中国驻欧使节凡十六年，其间曾在巴黎接受系统的西方法学与政治学教育。旅欧期间，陈季同发表了大批法文与英文著作，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陈寿彭亦为船政学堂早期毕业生，并旅欧多年。兄弟二人回国后，发行报刊、编译出版西方科技文化历史著作，积极倡导维新变法。

　　从二陈及其同仁的著作与活动，可以一窥福州船政文化的价值体系，即以在中国实现男女平权、民主共和为其终极目标，以新晋媒体传播文化价值，并特别强调文学的精神作用。对妇女与文学的重视，显然源自本地才女文化的影响，亦成为两种文化联姻的契机。

　　闽川才女文化与福州船政文化联姻，使二者相辅相成，造就了其后的男女维新志士。薛绍徽与陈寿彭的婚姻，提供了最好例证。薛绍徽出身福州寒儒之家，幼承母教，饱读诗书，与陈寿彭成婚后，经由二陈，亦颇得西学浸润。然而清末边衅频仍，明示薛绍徽，西方文明不仅仅是机械精良、共和民主，也催生国族纷争、血腥屠杀。她早期由西方获取的复杂信息，为日后参与戊戌变法打下基础，使她在汲取国外新知，以设计妇女与中国未来之时，有更为系统全面且具批判性的考虑。要之，维新志士薛绍徽的养成，并不仅限于几位独具政治军事眼光的男性的影响，而是由家族、戚里相连的众多男女社会群体的合力，其观念与行动涉及清末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各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