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化批判理论是马克思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主要有三种物化批判范式，客观评估这些范式的理论得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物化批判理论是马克思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焦点话题。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开创性地探讨了这一理论，恢复了它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历史地位，对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继承和反思卢卡奇遗产的基础上，学界形成了三种物化批判范式：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化—物化批判、广松涉的物象化—社会关系批判和霍耐特的承认规范—本体论批判范式。基于马克思的物化批判理论，从总体上客观评估这些范式的理论得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马克思的原初语境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使用了两个不同范畴来表征资本主义社会的颠倒性：物象化（Versachlichung）和物化（Verdinglichung）。在传统视域中，这两个概念都被理解为“物化”，但这并不准确。从词根来看，它们分别对应“Sache”和“Ding”，前者指从社会关系角度来理解的“事物”，后者指从自然维度来理解的物理物。因此，在马克思的原初语境中，物象化和物化决不是一回事。物象化主要包括两层内涵：一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颠倒地表现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二是主体颠倒为事物本身，例如工人倒置为劳动力商品。以此来看，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从人向物的颠倒并非指人颠倒为一种自然物，而是颠倒为一种事物。我们过去把这一过程理解为物化，严格地说是不准确的，它实际上指的是一种物象化过程。

　　与此不同，物化是指“事物”负载的社会关系被错误地当成物理物固有的自然属性，这一点在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中得到了初步体现，最终在资本主义的“三位一体”公式（资本—利息、劳动—工资、土地—地租）中达到了极端。资本和土地之所以能带来利息和地租，根源在于背后的社会关系；而在“三位一体”公式中，这种关系似乎成了它们的载体，即自然物的固有属性。于是，资本产生利息、土地产生地租不再是社会关系的结果，而是转化为自然现象，这恰恰是物化的秘密所在。不过，在马克思看来，物象化和物化都不是单纯的观念现象，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催生的客观的、必然的颠倒结果。

　　工具化—物化批判范式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被诠释为一种机械决定论，淹没在实证主义的漩涡之中。作为对第二国际的反拨，卢卡奇首先挖掘了这一理论的哲学内涵。在他看来，物化主要包括四个层面：主体的物化，即主体颠倒为一种“物”（Ding）；人的能力的物化；人的行动的物化；人的意识的物化。那么，为何会出现物化现象呢？在这里，卢卡奇并没有走向马克思，而是采用了韦伯的“合理化”框架，由此开启了物化理论的工具化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