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的道路、理论及制度选择中，文化上的何去何从，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选择。文化争鸣的背后与结果都与一定的道路、理论及制度选择紧密关联。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中国迈步转向现代，进行道路、理论及制度选择的时候，儒家传统总是试图以完整的儒学框架来抗衡漂洋过海而来的现代性，从要求保持完整的纲常伦理，逐步地退后，到要求保持社会的伦理本位，再到要求以儒学来确保现代化的民族性，最后要求以儒学来建构属于自己的政治现代性。作为一种思想资源，传统儒学当然需要有人本着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和面向现代化的原则与精神，进行专门的学理探讨与研究，自觉地进行儒家观念的现代转化，古为今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智慧。但是，现代中国毕竟已经成功解决了道路、理论及制度等的选择，历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儒学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仅仅是一种可以批判继承、转化和使用的传统思想资源。

　　鉴于儒学在中国传统文明演进及社会中的广泛影响，鉴于儒学对政治及伦理、社会、人生等的结构性影响，传统儒学在现代的每一次复兴都存有非常明确而强烈的政治目的。现代新儒家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出于一种文化忧虑，而且具有强烈的政治考量。他们试图把现代政治建立在儒家“普世伦理”的基础上，或者是试图完全用传统儒学来建构一个脱离西方影响的政治现代“新秩序”。民国时期及当代海外、港台新儒家的主流是寻求儒学的普遍性，并在儒学普遍性的基础上使其能承载现代的民主与科学。他们注重分析儒家心性世界的内圣构造，并试图以民主和科学的要求为根据来改造或优化心性世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出现的新儒家则明显表现出了对民主和科学的排斥，他们将注重分析内圣构造并试图以民主与科学改造、优化心性世界的现代新儒家称为心性儒家，而将自身所追求的以排斥民主和科学影响的制度建构为取向的新儒学称为政治儒学，试图在国家的制度架构与民间日常的权威规范方面产生实质性影响。大陆新儒家推崇的所谓政治儒学，就是对传统儒家制度建构经验的挖掘和承传，试图建构一个完全排斥现代西方影响的儒学政治现代性社会秩序。从制度建构与规范方面来考虑民族特性，试图维护儒家在制度与规范方面的完整形态，反对接触、输入、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政治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这是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儒家政治保守主义的一贯做法。儒家根基于传统社会在政治上的保守，一方面表现在对传统君父纲常的着力守护，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对现代政治秩序与价值的坚决排斥，其政治保守主义的内容集中起来就是复古。文化上的尊孔和政治上的复古，在民国初期多有表现，李大钊等对此已经有了非常深入且有说服力的分析。在1921年以后，现代新儒学借助于西方哲学资源，试图在文化保守与民主、科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以儒家心性本体或方法等来支撑现代政治的民主与科学，其余波流韵直至今天还在港台及海外新儒家中传衍生息。尽管几乎完全排斥西方哲学方法与话语的大陆新儒家也经历过西方哲学等的熏陶，但他们却并不仅是着力于文化的保守，而是试图以儒家文化保守的根基来构筑政治上的复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