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月印万川”诠释模式的开创者和执行者。他认为，“五经”、“四书”等经典无别，若能参得透，都是“一理”。“一理”是万物与所有伦理纲常关系的根本依据，但又是具体的，以特殊的样式展现于不同事物之中。解读圣人典籍，就是要弄清“一理”如何落实到个别事物之上，凝聚成个别的、具体的、所以然之理的。解经虽应立足文本，不能空发议论，但在弄懂文字内含具体之理后，还要由“下学”而上达“一理”。朱熹强调“情”与“理”、“事”与“理”的区分，挖掘儒家文本的道德追求与工夫进路的“分理”客观性，以保证其实施的有效性，进而为“一理”的普遍性存在找到现实依据。

　　朱熹主张诠释经典时要“格物致知”。经由探究而掌握“物自身”，进而帮助主体意念“纯化”，达到“一理”的认知境界，同时将本心所具之理推广至事物上而体会事物之理的状态。此方法的实质将“下学上达”的为学顺序，变为“理一分殊”的逻辑推演。朱熹认为，经典之内既有“文理”又有“义理”。文理是文脉、内容与意义，而义理除了意义之外，更指道德性、价值性的真理。文本的基本内容与中心思想需要掌握，意义与真理更需要理解与领悟，其关键在于格物。“一理”的发现，在于日常“格物”的积累之中。

　　陆九渊则提出“发明本心”的命题，认为解经首要的要求是学者先学会体证自己的本心。圣人与普通人心理“同构”，古之“一理”与今之“一理”相同，故经典是“此心此理”的具体化。解经是一个“求心”的过程，由于“心同、理同”，所以不同经典间只有文字的差异，而无义理之不同。故文字训诂仅是经典诠释的初级阶段，解释者以心灵体察的方法领悟经典创作者的意图，把握“此心此理”的要义才是最终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