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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辞》或是文臣对汉武帝原创追记
2014年07月20日 09: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福利 字号

内容摘要:汉武帝《秋风辞》见录于《文选》卷45:“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上欢甚,乃自作《秋风辞》。清费锡璜《汉诗说》即云:“《瓠子》尚雄武之气,《秋风》则婉恻秀细,俨然文士之作。《汉书·艺文志》所言“上所自造赋二篇”,或即指《李夫人歌》和《秋风辞》。武帝作《秋风辞》事,还见诸《汉武故事》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可见,古人对汉武帝作《秋风辞》并无异议。《秋风辞》乃汉武帝暮年所作对《秋风辞》作于何时,历来看法不一。113)冬十月,因两次皆非秋季,且元鼎四年武帝年纪尚轻,故有学者提出疑义,郑文甚至认为《秋风辞》是东汉以后人的伪造。就《秋风辞》的著录而言,《汉武故事》应早于《文选》,但后者相对完整。

关键词:秋风;文选;汉武故事;汉武帝;幸河;汾河;扬素波;中流;王益之;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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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秋风辞》见录于《文选》卷45:“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携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舡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其序曰:“上行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欣然,中流与群臣饮燕。上欢甚,乃自作《秋风辞》。”从情感抒发及末句“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看,应为武帝晚年之作,文气亦显异于前。清费锡璜《汉诗说》即云:“《瓠子》尚雄武之气,《秋风》则婉恻秀细,俨然文士之作。”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其 “缠绵流丽,虽词人不能过也”。《汉书·艺文志》所言“上所自造赋二篇”,或即指《李夫人歌》和《秋风辞》。

  武帝作《秋风辞》事,还见诸《汉武故事》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关于《汉武故事》的作者,前人有汉班固、晋葛洪、南齐王俭诸说,刘文忠推论当为建安前后人,亦有学者认为应是西汉成帝时民间文人。可见《汉武故事》的记载应早于《文选》,其文曰:“上幸河东,欣言中流,与群臣饮宴。顾视帝京,乃自作《秋风辞》曰:‘泛楼船兮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吹,发櫂歌,极欢乐兮哀情多。’”所引《秋风辞》显非全文。《水经注》卷6说:“汉武帝行幸河东,济汾河,作《秋风辞》于斯水之上。”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徐坚《初学记》,宋李昉《太平御览》、郭茂倩 《乐府诗集》、郑樵《通志略》,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清费锡璜 《汉诗说》、姚鼐《古文辞类纂》等皆有引述或载录。可见,古人对汉武帝作《秋风辞》并无异议。

  《秋风辞》乃汉武帝暮年所作

  对《秋风辞》作于何时,历来看法不一。宋王益之《西汉年纪》认为是天汉元年(前100)春三月,清末杨守敬《水经注疏》则认为是元鼎四年 (前113)冬十月,因两次皆非秋季,且元鼎四年武帝年纪尚轻,故有学者提出疑义,郑文甚至认为《秋风辞》是东汉以后人的伪造。

  《汉武故事》载,武帝吟诵《秋风辞》后,便“顾谓群臣曰:‘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六七四十二,代汉者,当涂高也。’群臣进曰:‘汉应天受命,祚逾周殷,子子孙孙,万世不绝……’上曰:‘吾醉言耳!然自古以来,不闻一姓遂长王天下者,但使失之非吾父子可矣。’”这段对话也可说明《秋风辞》是武帝晚年所作。之后,该书仅记有两段文字:一是武帝欲“浮海求神仙,海水暴沸涌,大风晦冥,不得御楼船,乃还”。吩咐“自今有妨害百姓费耗天下者,罢之”。从田千秋奏请,罢方士,拜千秋为丞相。二是记载其终前传位:“行幸五柞宫,谓霍光曰:‘朕去死矣!可立钩弋子,公善辅之。’时上年六十余……一二年中,惨惨不乐。三月丙寅,上昼卧不觉……明日色渐变,闭目。乃发哀告丧。”亦可见《秋风辞》是武帝晚年所作。

  武帝最后一次“行幸东莱,临大海”在征和四年(前89年)春正月,两年后驾崩。故《秋风辞》当作于征和四年之前,又应是最后一次行幸河东、祠祀后土,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唯有天汉元年三月(参宋徐天麟《西汉会要》)。故宋王益之主张《秋风辞》作于此时。

  《秋风辞》乃武帝乐极生悲、即兴吟咏之作。秋风、秋景并非其目之所及,而是其神之所思。步入迟暮之年的武帝最后一次巡幸河东、祠祀后土,欢尽哀来,惜壮叹老,率性咏歌,这合乎情理。诗作一如王夫之《姜斋诗话》所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采薇》将这一手法用在末章,《秋风辞》则用在前半章。《采薇》所云侧重诗人眼中之景,而《秋风辞》实乃武帝想象之景、缘情造景。王夫之《古诗评选》曾云:“古之咏物者,固以情也,非情则谜而不诗。”若只问武帝非秋日巡幸,缘何吟咏秋辞,则确是谜而非诗。隋代王通说:秋风之辞,其悔志之萌乎?盖帝暮年所作也。(王益之《西汉年纪》小字注引)晚年的武帝确有感悟,故终前有取消劳民伤财之事,斥遣术士、安排后事之举。

  《秋风辞》曾“失而复得”

  就《秋风辞》的著录而言,《汉武故事》应早于《文选》,但后者相对完整。然不难发现,《文选》序文显非出自武帝本人,而与《汉武故事》的记述接近。由此看来,《文选》录文或非出自《汉武故事》,当另有所据。

   笔者认为,序文应是武帝身边文臣所书,辞作也应是该文臣追记而成。那么,这位文臣是谁?缘何今传武帝《秋风辞》为他人追记文字?《汉书·张汤传》的一段记载为此提供了线索:张安世“少以父任为郎。用善书给事尚书……上行幸河东,尝亡书三箧,诏问莫能知,唯安世识之,具作其事。后购求得书,以相校无所遗失。上奇其材,擢为尚书令,迁光禄大夫”。安世乃武帝重臣张汤之子,故少得为郎,又因善书给事尚书,“持橐簪笔”“事孝武皇帝三十余年”(《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及《张汤传》)。

  武帝“行幸河东,尝亡书三箧”,其诗作或即随之散失,“唯安世识之”,诸多文本得以复现。后购求所得,或非亡佚之全部,但武帝《秋风辞》或即赖张安世之默识留存,诗前序文亦当张安世“具作其事”时所书。后人以为典故,孔融《荐祢衡表》曾云:“窃见处士平原祢衡,年二十四,……弘羊潜计,安世默识,以衡准之,诚不足怪。”并注引《汉书》相关记载。

  汉武帝寿70。16岁登基,在位54年。张安世事武帝30余年,以35年计,则武帝35岁时(前121),安世即为郎。如《秋风辞》确作于天汉元年,不慎亡佚,凭张安世默识复现,时武帝年57。按照《汉武故事》武帝吟诗后所说“汉有六七之厄”、“六七四十二”计算,自高祖开国,经惠帝、高后、文帝、景帝,武帝恰巧为第六代。而16加上42为58。如此,在年迈的武帝看来,汉室气数将尽矣。结合此种心境,再看其所吟《秋风辞》之语句内容,便不难理解了。这种抒情方式甚而被视为不祥之兆,明人杨士奇即云:“汉武《秋风辞》,志气已衰。如隋炀帝、陈后主所为,则万世之鉴戒也。”(《明史纪事本末》)如前假设,安世已侍奉武帝22年,经昭帝朝13年,于宣帝元康四年 (前62年),“年老被病”卒(《汉书·张汤传》)。如以其15岁为郎计,则安世卒年在75岁左右,诸多史事亦颇为契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唐乐府诗学”(14BZW029)阶段性成果)

  (王福利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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