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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本土:当代中国史学主体性的崛起
2020年04月25日 07:48 来源:《文史哲》(济南)2019年第4期 作者:郭震旦 字号
关键词:中国史学;主体性;普世主义历史叙事;海外汉学;文化本质主义

内容摘要:实现主体性是一国史学臻于成熟的标志,它意味着一国史学对于本民族及世界历史有自己独立的认知和表达系统。

关键词:中国史学;主体性;普世主义历史叙事;海外汉学;文化本质主义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郭震旦,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山东 济南 250100

    关键词:中国史学;主体性;普世主义历史叙事;海外汉学;文化本质主义

    内容提要:实现主体性是一国史学臻于成熟的标志,它意味着一国史学对于本民族及世界历史有自己独立的认知和表达系统。依托苏醒的中国史观,当代中国史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主体性实践。西方汉学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国内史学家挣脱欧洲中心论的束缚提供了示范,并向中国学界展示了摆脱西方中心论后重新构建中国历史叙事的可能性,以及中国历史本身在摆脱欧洲中心约束之后惊人的可塑性。中国史学的主体性崛起及实践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但它并不享有与文化本质主义共谋的正当性,必须避免史学主体性的崛起滑进文化本质主义的陷阱。在史学主体性的带领下,中国史叙事一定能够回到它自己的轨道。在主体性推动下,中国史学即将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新的范式正在孕育之中,这必将激发中国史学所蕴藏着的无限潜能,为中国史学开拓出一个新的发展路径。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30年中国史叙事的本土化趋势研究”(16BZS002)的阶段性成果。

 

  实现主体性是一国史学臻于成熟的标志,它意味着一国史学对于本民族及世界历史有自己独立的认知和表达系统。长期以来中国历史叙事为普世主义所规制,渐渐与自身的发展轨道相乖离,这使得当代中国史学的主体性一直处于暧昧不明的状态。现在,中国的复兴正以新的语汇改变着她自身的历史结构,中国普世主义历史叙事正经历一个祛魅的过程,史学的主体性正在崛起。近年来日渐强烈的史学本土化主张就是其表征。“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以欧洲中心论为基调的普世主义历史叙事正在全球范围内瓦解,新的世界历史叙事范式正在形构,而中国史学主体意识的崛起,正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中国崛起本质上是一个刷新历史的过程,同时也是刷新历史叙事的过程。史学主体性的崛起,必将更新中国的历史叙事,并推动中国史学开启建构新范式的大幕。

  一、时代催生出史学主体性的崛起

  以五种生产方式为基干的中国普世主义历史叙事的合法性是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而确立的,革命的正当性赋予了这种叙事方式的正当性。本质上,它反映的是在革命语境下现实与历史之间所建立的关系。在这种叙事框架下,中国历史的主基调被描绘成血腥的压迫和剥削,以及大规模的阶级对抗,显而易见,这种叙事框架暗含着对古代中国的否定。它是曾经的现代化追求苏联化的必然选择。与此同时,来自欧美的历史发展观念也成为中国历史叙事的标尺,“欧洲是先进的中心的,中国是落后的边缘的”,成为臧否中国历史进程的先验依据,欧洲中心论遂成为中国历史叙事的集体无意识。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走向深入,尤其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实践正在要求现实与历史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其背后的逻辑是:现在的中国强调走自己的道路,这就必须唤醒在普世主义历史叙事框架下休眠的原生历史;改革开放创造出新的时代主题,要求与之相呼应的历史叙事。在普世主义的语境下,现代中国的合法性是以否定古代中国的合法性为前提的,而在特殊主义语境下,现代中国的合法性则是继承古代中国的合法性为前提的。这场改变十几亿人命运的改革开放,被定位为文明的复兴,过去不再被简单地视为革命的对象,也不再是现代中国的负资产,反而成为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故乡和发展凭据。雅斯贝尔斯曾富有诗意地写道,“当下是通过对我们自身起作用的历史基础而得以实现的”,人类的每一次飞跃都会回忆起轴心时代,并在那里重燃火焰。我们和我们的当下处在历史之中,如果当下在今日狭隘的视域之中堕落成单纯的当下的话,那么它就会丧失其深意。如果我们抛弃历史,那么历史上所有的飞跃都将成为假象①。这就是将中国崛起与文明复兴联系起来的最深层原因②。

  既有的经验表明,一国的历史叙事总是由对该国社会形态的认知所决定。对社会形态的认识影响着现实发展道路的选择。例如,斯大林的单线历史发展图式为了突出革命的作用,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变革的决定性意义,完全不符合活生生的现实,虽然它在一个时期似乎发挥了强大的政治作用,但从这里引出的阶级斗争万能论和社会主义单一模式论,终于变成一种自我思想禁锢和僵化的教条原则,阻碍了苏联现代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严重滞后了体制内部的改革与创新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的实践也表明,对社会形态的认识同样决定着现实政策的推行,正是由于从欧洲社会形态演进的角度来判定中国社会性质,在建国初,中国急于宣布已经完成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大跃进来赶超英国和美国。晚年毛泽东由于不了解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形态演进的理论,以及这一理论与欧洲社会形态演进理论之间的差异,从而导致了一系列政治决策的失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这一理论在主要方面都切合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尤其是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形态演进的理论,目的就是要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框架,退回到中国作为落后的东方大国的实际境况中去,并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来确立自己的发展道路④。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选择,正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形态的深刻把握之上。

  “在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上,原有的理论如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时代就要召唤新的理论”⑤。早在1986年,苏秉琦先生就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史学主体性崛起之间的关系。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视,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诉求,因为我们“要建设与五千年文明古国相称的现代化”,必须了解我们这个古老文明的民族灵魂、精神支柱是什么,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什么⑥。只有在时代变迁的大背景衬托下,中国史学的主体性才能显现它的剪影。

  “‘过去’总是为当前行动、意识形态和信仰的正当化需求而被认领”⑦,这种观念的调整充分体现在意识形态对历史的看法上。习近平多次强调,“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⑧,“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是由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⑨。这些论述表明,在国家层面上,中国历史已从普世主义历史叙事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

  海外学术的刺激也助推中国史学主体性的崛起。无论从空间还是时间来论,中国都是一个超大规模文明体。中国的强势崛起,正促使世界学坛有关中国的理论创造进入一个十分活跃的状态。中国的悠久历史和迅速增长的综合国力本身正在生成多重意义,在此背景下,东西洋学者都在创发有关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理论,就此展开了一场解释中国的竞赛。在这场竞赛中,中国遗憾地处于缺席状态⑩,这样一种局面凸显了建设中国主体性学术的紧迫性。近年来,学术界启动“何为中国”的讨论,就是为了以“中国立场、中国视角、中国意识”来参与这场解释中国的竞争。当下,来自海外的一些新理论对中国史叙事提出了很多挑战。比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就断言,很多庞大的国家只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并不具有实质国家的意义;杜赞奇主张弃用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来讨论历史问题,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施坚雅以城市为研究对象,以解剖中国区域社会结构与变迁的分析模式来取代将中国作为整体来研究的方式,改变了过去那种以政治行政区域为单位的研究;日本和韩国则强调亚洲史、东亚史,试图弱化中国与中国史;尤其是“新清史”刮起的旋风,更是对历史的中国提出强力质疑。中国史学界关于“何为中国”的讨论,目的就在于迎接这些挑战,在全球史、区域史的浪潮中,坚守国别史的意义,坚持将中国当成一个完整的、单独书写的历史世界,当成一个具有同一性的文化和历史的书写单位。正如论者所诘问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从民族国家里面去拯救历史,而不能在历史里面来理解民族国家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按照别人的尺度来界定民主国家,而不是用我们的尺度来界定别的民族国家呢?”之所以发出这样的诘问,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学战的问题,学术之间也是战争”(11)。

  一些学者再三呼吁“不能丧失历史的主体性”(12),要“找回中国历史的话语权”(13)。在这些学者看来,全球化背景之下,虽然不能过分突出自我认同,过分强调区别“他者”,但现在学术界的大问题并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在西方强势话语下,许多人被西方思潮牵着走,越来越丧失了本土观察的眼光和角度,被“化”过了头(14)。

  上述分析表明,对国际学术界进行回应,与西方学术对话,已成为中国学术界不可回避的责任。如果中国学者不能从主体性出发论述中国历史的发展,那么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就只能沉默地任由外部世界来评说,只能在有关中国的思想市场上做一个看客,而不是成为其中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因此有学者倡言“要有‘解释中国’的自信”(15)。

  彻底摆脱对西方理论的盲从成为史学主体性崛起的内在动力。众所周知,“近代西方新思潮、新理论的输入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6),这从根本上赋予了现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一种“移植品格”(17)。正是在这种“移植品格”的规定下,中国学者习惯于以先验的合理性或正当性不加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并自觉将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及其成果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根据西方的既有理论概念对这些研究及成果作“语境化”或“路径化”的“裁剪”或“切割”(18)。

  这种情形在史学领域表现得十分典型。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史学突破传统范式与西方理论接榫的过程就是放弃主体性的过程。郭沫若就曾斩钉截铁地说:“关于奴隶制这个问题,我敢十二分坚决地主张:中国也和希腊、罗马一样,对于马克思那个铁则并不是例外。”(19)即使有人坚持中国历史有特殊性,那也是在既有框架下的微调,不敢越五种生产方式说雷池之半步。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国是否有无奴隶社会不是一个学术命题,而是一个政治命题,如果坚持中国没有奴隶社会,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讨论中存在的草率和随意充分表现出学术丧失主体性后的轻浮与浅薄,也充分展示出按图索骥式研究那份捉襟见肘的窘迫。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奴隶社会的讨论中,对奴隶身份的认定就存在着匪夷所思的简单和鲁莽(20)。对奴隶社会某些问题的探讨,可作为一国学术丧失主体性后千方百计比附西方理论的标本。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悠久的文明史只能被看作是“以现代欧美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中的一个远端部分——如果不是外围部分的话”(21)。

  德里克早就对由普世主义叙事与中国历史之间的紧张所造成的困窘作过论述。按照他的观点,五阶段分期模式“对于揭示和解释此前的史学家所忽略的中国史学中富有意义的研究领域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但“五阶段论的分期模式和中国历史演进实况的不相符,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内部充满了张力”。“将‘普世的’模式强加于中国历史,结果(只能)是对理论概念和中国历史解释的双重简化”。在德里克看来,对历史普遍性模式“固执的坚持”,限制了中国史学家“创造性地解释他们所发现的历史资料的能力”,“即使是那些理论纯熟,研究细致的史家,也未能克服那些干扰他们对其理论假定进行反思性分析研究的障碍”,“他们关于历史发展进程的先入之见,妨害了他们对其所发现的历史资料的解释,最终阻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22)。

  当下,这种对西方理论的盲从并未稍减,史学界“追赶西洋和模仿东洋已经到了‘彼进于此,我必随之’的地步”(23),“以至于没有了‘中国’”(24)。这一现象已经引起普遍的反思,一些学者由此特别强调学术研究的“中国性”,坚持历史研究中应当有“中国意识、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认为只有“让历史说汉语”,才能在普遍历史中给“中国史”占一个座位,提高中国的“历史配额”(25)。正是出于相同的考虑,一些学者不断呼吁史学本土化,将本土化视为重新铸造未来中国史学典范的根本之路(26)。

作者简介

姓名:郭震旦 工作单位:

职务: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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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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