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最深刻的变化是实现了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最重大的理论成果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重要的实践成果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回顾总结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线索，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突出特色，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展望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未来走向，意义重大而深远。

　　关 键 词：改革开放；4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作者简介：陈曙光，教育部首届青年长江学者，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最深刻的变化是实现了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最重大的理论成果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重要的实践成果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回顾总结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经验，意义重大深远。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线索

　　1.文本·史论·体系

　　这一线索可以被理解为在思想史中进行文本解读，在返回经典的基础上建构思想体系。这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步骤，而是一切真正的学术研究必须采取的实质性步骤。

　　文本研究方面，注重版本、文献的考证、译介和编辑出版，注重概念、范畴、理论、思想史的勘正、梳理和研究。文本研究包括两方面的工作，第一是文本编译和出版。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做了大量基础工作，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三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版；《列宁选集》第二版、第三版，《列宁专题文集》2009年版，以及大量的党内文献和领袖著作。第二是文本考证和研究。针对“以苏解马”、“以西解马”、“以儒解马”等倾向，文本学派高举“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重读马克思”等旗帜，坚守“以马解马”的研究方法，努力探寻马克思主义的“本真”意义及其内在逻辑结构，并在“本真”基础上进行时代性的解读。MEGA2所做的文献甄别和考证工作及其附卷所提供的极为丰富的学术资料，为国内文本学派的兴起注入了活力。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1999年)一书是一个历史性标志。该书率先引入文本学方法解读马克思经济学手稿及其所取得的成就，示范效应明显。聂锦芳的《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2012年)，韩立新主编的《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2008年)，都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此外，北京大学王东教授倡导一种与“以苏解马”、“以西解马”不同的“以马解马”的解读方法，出版了《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2006年)一书，对文本研究也具有推动意义。近年来，随着MAGA2编辑出版工程的有序推进，国内文本研究热潮持续升温，《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在文本研究方面，我们的视野往往聚焦于经典作家，其实这是偏狭的。须知，经典马克思主义有经典，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有经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存在于经典之中。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但忽略了中国理论从何而来，藏身何处。因而，理论界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研究不多，杨春贵先生主编的《经典的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原著十讲》(2013年)大概是其中少见的代表性著作。

　　在史论方面，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和脉络、基本线索和规律、阶段性特征和贡献等。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马克思主义史等著作。我国第一本新编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1981年问世，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1982年出版，黄枬森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1996年出齐，庄福龄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史》四卷本1996年出版，庄福龄主编的《简明马克思主义史》2001年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2012年出版，顾海良任总编纂的《马藏》工程2015年正式启动，徐光春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大辞典》2018年出版。在文本梳理的基础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社会有机体理论、“三形态”和“五形态”理论、生产理论、交往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和东方社会理论等，成为理论界聚焦的热点话题。

　　在体系建构方面，注重研究教科书体系改革、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体系化构建。我国原有的哲学教科书打上了明显的苏联烙印。苏联教科书体系在其逻辑框架、板块设计、内容安排以及思想观点等方面都有瑕疵，改革苏联版教科书体系至20世纪80年代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争议主要集中在如何改的问题上。教科书体系改革是与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实质的讨论联系在一起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彻底打破了传统教科书体系“一统天下”的独尊地位，高清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1985年)是这场讨论的第一个重要成果，享有体系全新之美誉。此后其他代表性作品层出不穷，比如，陈晏清等著的《现代唯物主义导引》(1996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2001年)，肖前等主编的《实践唯物主义研究》(1996年)，陆剑杰的《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逻辑分析》(1994年)等。但直至目前为止，一本完全超脱于苏联体系，又得到学界普遍认可的新教科书版本仍然没有出来，这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此外，体系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体系化建构，这方面的成果汗牛充栋，不再一一赘述。

　　这条线索也存在一种倾向，即强调“学术性”而疏离了现实，极端表现就是“政治淡出、学术凸显”的研究取向。这一研究取向背后隐藏着一股“反问题化”的学术思潮。这种“反问题化”的学术研究，不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偏离了正常的轨迹，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影响力，制约了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2.问题·现实·政治

　　问题来自于现实，来自于现实中的社会矛盾。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创立、发展、繁荣的根本途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应直奔问题而去。当然，马克思主义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必须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正如贺来所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为解决某个具体问题提供某种现成的技术性的策略和方法，而是要通过对现存世界的反思，为理解人的生存状态提供一种思维方式、价值理想和人生境界”。[1]

　　问题研究，既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学理层面的重大问题，又要善于分析现实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在分析解决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其中重点是中国问题，所谓中国问题，是指“中国特有”、“历史形成”、“普遍存在”、“根深蒂固”和“长期影响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2]问题学派，其要旨在直面中国问题，建构中国理论，发展中国道路。陈先达、韩庆祥等大致属于“问题学派”的标杆人物，代表性著作如陈先达的《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2006年)、韩庆祥的《破解“中国问题”需要“中国理论”》(2009年)，等等。

　　当代中国，身处发展最好的时代，也是“问题丛生”的时代。这些问题广泛存在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比如，社会转型问题、现代化模式和道路、市场经济及其负面效应、现代性弊端及其重建、全球化走向及其风险、可持续发展及其代价、生态问题及其应对、利益问题、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资本与权力的问题、理性精神与主体精神建设的问题、深化改革的问题、价值冲突问题，等等，所有这些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问题”，都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探索的兴奋点。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较好地体现了“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突出表现就是问题学派和部门哲学的兴起。比如，1978年之初，为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实践哲学高调出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为破除“姓社姓资”的抽象思维定势，主体性哲学和价值哲学应运而生；针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物化生存、精神懈怠、人性扭曲等问题，人学、发展哲学、文化哲学蓬勃发展；进入21世纪，随着生态危机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日趋突出，生态哲学、政治哲学成为显学。部门哲学勃兴的背后，折射的都是中国的现实问题。

　　现实与政治高度关联，很难想象存在某种与政治毫无瓜葛的现实。“哲学离不开政治。它要为社会发展服务就不能脱离政治。这是无产阶级哲学的本性。”[3]所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如果还想为现实服务，就无法绕开政治。那种“政治淡出，学术凸显”的研究进路其实是一条学术不归路。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体上没有走上绕开政治、规避意识形态的路，而是体现了强烈的现实感、明确的政治性和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这主要表现为，理论研究的部分主题由政治给定，理论研究的某些内容直接为政治服务，理论话语与政治话语本质相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围绕各个时期党的创新理论、最高领导人的系列讲话精神、党的重要会议展开研究，这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条基本线索。当然，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政治的高度相关，既要避免“泛政治化”，也要避免“去政治化”，同时还要排除“不是学术”的干扰。

　　3.人物·流派·谱系

　　哲学就是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即马克思主义史。如果以《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为起点，马克思主义产生至今已达170多年。17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俨然是一个大家族，其中拥有着各式各样的人物，这些人物组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不同的流派构成了完整的思想谱系。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离不开对人物、流派和谱系的研究。

　　改革开放40年来，“人物”始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聚焦点。人物当中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经典作家，也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性人物。通过人物研究，基本上理清了马克思主义的家族和谱系，分清了马与非马、主流与支流。毋庸置疑，这一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人物依次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研究的重点内容依次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和人物研究也是这一阶段的突出亮点。20世纪80年代，国内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早期代表性人物，如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以及阿尔都塞、马尔库塞等，研究问题聚焦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以及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两个焦点问题上；90年代，我国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不断深化，从简单评介走向专题性研究。这一时期，以彼得洛维奇等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实践派、以赫勒等为代表的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以科拉科夫斯基等为代表的波兰哲学人类学派、以科西克为代表的捷克人本主义流派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也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进入新世纪，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进一步扩展为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研究，研究热点转向追踪20世纪70年代之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新流派，其中重点包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以及拉美兴起的“21世纪社会主义”，研究的视野聚焦于西方学者关注的现代性批判、全球化问题、当代资本主义批判、意识形态理论、文化哲学理论、辩证法理论、社会主义道路等问题。

　　4.对话·交锋·论战

　　比较对话、交锋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境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比较对话的历史，一部思想交锋的历史，一部与错误思潮斗争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是在对话、交锋和论战中稳步发展的。思想交锋、论战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扫清了思想障碍，积累了经验，思想交锋、论战本身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创新的有效途径。

　　比较对话方面，既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各种思想流派之间的比较研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比较研究，还包括马、中、西之间的比较研究。

　　交锋方面，包括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77-1978年)，人性、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大讨论(1979-1984年)，姓“社”姓“资”的交锋(1990-1992年)，姓“公”姓“私”的交锋(1995-1997年)，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大讨论(80年代-90年代)，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的交锋(80年代-00年代)，改革开放是成是败的交锋(2004年前后-2008年)，普世价值大讨论(00年代-10年代)等等。

　　论战方面，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也旗帜鲜明地与各种错误思潮展开了论战，包括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西方宪政民主思潮、西方新闻观、普世价值思潮等等。

　　这些交锋和论战，延续的时间不一样，有的长达几十年，比如，与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交锋；有的持续时间相对较短，比如，改革开放是成是败的交锋，姓“公”姓“私”的交锋。参与范围也不一样，有的扩展至全国各条战线，比如，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有的则仅限于学术圈子内部，比如，教科书体系改革的大讨论等。影响深度也不一样，有的具有全局性的深远影响，比如，实践标准的讨论，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讨论；有的仅仅是学术影响，比如，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大讨论，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的交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