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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贸易经济学创新与发展的若干思考
2019年08月03日 08:42 来源:《商学研究》2018年第6期 作者:柳思维 字号
关键词:新时代;贸易经济;创新;思考

内容摘要: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贸易经济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和动因;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贸易经济学必须明确其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创新与中国特色发展贸易经济学必须注意几个问题。

关键词:新时代;贸易经济;创新;思考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贸易经济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和动因;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贸易经济学必须明确其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创新与中国特色发展贸易经济学必须注意几个问题。

  关键词:新时代;贸易经济;创新;思考

    作者简介:柳思维(1946-),男,湖南岳阳人,湖南商学院资深教授,校学术委员会主任、经济与贸易发展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新阶段必须有新发展、新作为、新气象。在经济学学科不断繁荣、各种新兴经济分支学科都纷纷涌现的时候,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贸易经济学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突出任务,尤其是财经商科类院校的学术同仁应为此不懈地探索。为此本文对此提出一些肤浅看法,以期向学界同仁求教与交流。

  一、新时代《贸易经济学》创新与发展的机遇与动因

  贸易经济学与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等一样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应用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中国作为市场经济大国、贸易大国,贸易经济学的发展具有深厚的基础。特别是面对2008年以来美国金融危机及欧洲债务危机的连续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把化危为机的基础放在国内市场启动上,于是活流通、促消费、惠民生、扩内需便成为一种战略选择,高层对流通业的重视与关注也前所未有,在2013年的国务院39号文件中第一次将流通业定位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与先导产业”,同时国务院与中央有关部门自2014年以来连续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搞活农产品流通、加快流通产业升级、发展农村电商以及促进和扩大各种消费热点的政策文件。学术界对国内流通、贸易、商业的研究也较为热闹起来。特别是近几年对电商、零售创新、互联网+流通的研究更是趋之若鹜,无论是财经院校、理工科大学、农林大学,还是综合大学,研究零售创新和互联网流通的文献急剧增加。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拥有自己特定研究对象和学科特色的《贸易经济学》是具有巨大生命力的,其创新发展的基础和动因更为扎实。这是因为: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成果为中国特色贸易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经济学领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推进到一个新发展阶段。习近平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涉及一系列内容,形成了一个新的经济理论体系。特别是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历史性文件第一次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论断。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深刻地论述了这一新论断的依据,他指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习近平同志这一段话十分经典,逻辑严谨,层层递进,表达了四层意思,明确了市场是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肯定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阐明了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指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规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并以经济改革引领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生态体制、党的领导体制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的决定作用将会得到更充分发挥。国民经济的市场化,使越来越多的物质产品和非物质产品及各种生产要素都卷入了市场,卷入了贸易领域,贸易活动规模急剧扩大,贸易规模随着生产增长而不断扩张的趋势、贸易结构随着网络化专业化分工不断复杂与深化的趋势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因此习近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新思想就为我们创新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贸易经济学提供强大的理论指导与思想支撑,怎样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融入贸易经济学科体系教材体系中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

  (2)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深化是中国特色贸易经济学创新与发展的重要机遇与挑战。目前世界范围内新的一轮科技革命的正在深化,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正促进贸易领域发生深刻的变革,有的是颠覆性的改变;新的贸易业态不断拓展,从有形贸易到无形贸易,从陆地贸易到海洋贸易,从要素贸易到碳排放权贸易,从互联网上的贸易到互联网下的贸易,贸易领域在不断延伸与拓展。贸易规模的扩大,贸易领域拓展以及贸易关系的新变化,贸易手段的新出现,许多贸易规律都亟待我们去探究和认识,也不断给贸易经济学的建设带来新的问题与新的机遇,大量生动而丰富的贸易实践活动为贸易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新一轮技术革命实践正在检验和修正传统经济学的某些规则与结论。移动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新技术正在对原有的经济学原理带来了挑战,如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挑战:在互联网时代,区域市场、国内市场、全球市场一体化,网上市场与网下市场一体化,人们获得市场信号并依据市场信息而采取的经济行为选择方式都有别于传统方式。如网购中的羊群效应,就有可能使随大流购买和消费成为主流选择;对资源稀缺假设的挑战:在网络经济与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是最大资源,信息资源几乎是无限的,信息资源开发运用好,可突破有形资源的制约;对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挑战: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中,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的连接,智能与智慧商业模式的出现,许多零售市场网络平台就符合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对传统分工理论的挑战:互联网+促使产业链不断延伸、扩张,既推动一、二、三产业跨界融合,又将商品、服务环节、场景体验与消费者联结起来,再通过网络反馈到产业链各个环节,实现生产过程智能化,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可以与分散化个性化按订单生产相结合,产品由同质向异质转变,用户全程参与其中。还有对规模边际效益递减原理的挑战等。同时互联网经济还催生了一批新的经济概念如平台经济、粉丝经济、共享经济、独角兽企业等。

  同时,在全球化深入和互联网普及的时代,第四次工、商业革命正在发酵和深入,传统实体商业的发展方式亟需变革和升级,实体商业如果排斥互联网,排斥信息化就会衰落和被淘汰。因此贸易经济学创新中必须研究第四次工、商业革命对传统贸易和流通模式的影响,如“互联网+流通”正在改变商业的空间集聚方式、“互联网+流通”导致“四流”(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及其相互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互联网+流通”改变了流通的地区格局、“互联网+流通”改变了流通主体的生长路径、“互联网+流通”催生了新的城市商业中心模式、“互联网+流通”影响流通主体竞争格局、“互联网+流通”影响流通渠道的变革、“互联网+流通”影响交换关系的新变化。

  (3)中国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及正向贸易强国崛起是中国特色贸易经济学创新与发展的现实基础。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已稳定成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2017年GDP总量84万多亿元,折合成美元的中国人均GDP已超过9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国正稳稳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并正迈向高收入国家。此外,中国的工业制造额、外贸出口额、外汇储备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均居世界首位,人民币加入SDR,国际化进程在加快。怎样实现中国贸易从数量增长主导转换为质量增长主导,并构建内需主导型的消费、投资、出口需求协调的大国经济增长动力模式,需要不断深入研究中国贸易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在全球化不断深化和以信息网络技术为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不断深入的背景下,改革的全面深化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作用的充分发挥,拓展了贸易规模与贸易领域。如何在贸易经济学科建设中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又要用国际上通用的语言、方法、工具来研究中国贸易经济问题,真正创立和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贸易经济学,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4)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及消费升级为中国特色贸易经济学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运动是社会经济发展前进的主要动力,也是推进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一再强调消费是生产与交换的目的与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发挥消费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并采取了一系列启动与激活和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近年来,消费新动能的作用明显,正成为我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2017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8%,高出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20个百分点以上。2018年以来,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提高,一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8.5%,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4.2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当然消费贡献率幅度上升这么快,肯定有许多原因,与消费市场的季节性有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首次低于30%,表明消费结构明显优化,消费升级步伐加快。旅游、信息、健康、文化等服务性消费比重明显上升。此外,更呈现消费主体多元化、个性化、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服务消费需求持续旺盛、网上零售持续快速增长、农村居民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等新趋势。消费升级与新一轮消费革命也从多个层面和方位给贸易和流通领域带来巨大的影响和变化,如以消费为导向的流通供给结构的改革与优化,以适应消费端需求变化的贸易经营结构的优化与调整,消费者消费行为变化催生零售贸易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变革,等等。总之,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制约下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为贸易经济创新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如何搞活流通更好促进消费供给端与消费需求端同时创新,为实现全面小康服务,更要求我们深入研究社会贸易活动。

  (5)经济全球化新阶段面临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挑战是中国特色贸易经济学创新与发展的重要契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当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定的时候,世界经济全球化新阶段却面临单边主义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当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合作构想成效明显、中国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接轨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中国首当其冲面临美国政府挑起的贸易摩擦。美国特朗普政府挥舞单边主义的贸易保护大棒,一而再再而三对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美国政府借贸易逆差向中国发难,既是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在作祟,又有抑制中国和平崛起的深刻的国际背景和战略考量。尽管中国不惧怕打贸易战,中国也有实力、有韧劲、有办法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正从出口导向转为内需驱动,出口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断减小,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步提升。同时中国经济体量巨大,人口规模巨大,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正在崛起,城乡国内需求大有潜力可挖,如2018年“双十一”购物节,阿里巴巴天猫电商平台一天购物额就突破2000亿元,达到2158亿元,创历史新高。但美国打贸易战毕竟会延缓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正常的经贸合作,会增加贸易合作的成本,甚至中断已形成的正常的贸易流通渠道。因此,既要充分考虑美国贸易战近期对我国经贸发展的直接影响和长远影响,也要考虑美国对其他国家贸易战对我国的间接效应。总之对美国政府挑起的贸易摩擦和贸易战我们要提高警惕,既保持战略定力,敢于应战;又要坚持底线思维,理性应对,讲究战略战术,以柔克刚,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此外,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经济速度变化、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增长动能转化,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方兴未艾,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如何借美国挑起贸易战的契机倒逼和加快我国贸易体制机制创新和自主科技创新,更好地搞活流通,更好促进消费供给端与消费需求端同时创新,为实现全面小康服务,更要求我们深入研究社会贸易活动。

  (6)商贸流通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与先导产业的客观现实是中国特色贸易经济学创新与发展的重要前提。温家宝总理主政国务院工作期间在理论与政策上重大贡献之一,是他主持制定了国务院重视流通业的2013号39号文件,第一次将流通业定位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先导产业”,将前任总理朱镕基同志关于“不重视流通就建不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讲话精神转化为一种新的顶层设计与中央政府的战略政策定位。无庸讳言,流通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全方位、多功能的,仅以批发、零售、餐饮业为例,它为生产部门实现了大量产品价值,为每个消费者持续地实现了消费需求,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税收,为社会吸纳了大批劳动者就业。社会经济,无商不活;城市经济,无市则衰,无商则哀!特别是当中国经济面临外部国际经济发展不稳定的冲击,流通业在稳定和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刺激经济发展的作用就愈突出;特别是当中国城镇化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日益增多的城市市民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种流通越来越重要的情况下,贸易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更是时不我待。

  (7)一代代学界仁人的追求、探索与坚持为中国特色贸易经济学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学术积淀。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批又一批流通界学者有志于流通、贸易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薪火相传,绵延不绝,成果颇丰,为中国贸易经济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学术积淀与学术养分。这就需要我们认真传承与吸收前辈的学术成果,并在消化基础上创新。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交换经济,发展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必须重视交换与流通的职能,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除了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等呼吁要重视价值规律和商品流通外,流通界就十分重视流通产业的战略定位,林文益、高涤陈、万典武、陈大鹄、贾履让、孟振虎、刘福圆、周明星、周肇先、孙全、黄国雄、郭冬乐等一批著名专家学者都从不同视角论述过交换、流通、商业的功能与作用,对否定与轻视流通的思想与观点进行过系统的批判。1980年的秦皇岛全国商品流通理论研讨会、1982年的北京全国商品流通渠道理论研讨会、1986年的黄山全国中青年流通理论研讨会、1987年的山西全国中青年流通理论研讨会、1989年的张家界全国中青年流通理论研讨会,是20世纪80年代流通界学者对交换、流通、市场、商业理论的不懈探索,大大推进了流通理论创新。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流通界一大批学者更是为新时期流通的基础产业、先导产业、支柱产业的地位鼓与呼,一大批流通课题列为国家社科、国家自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一大批研究专著与教材相继问世。更为可喜的是一大批中青年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正成为学科建设的骨干和领军人物。这些更为贸易经济学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学术基础与学术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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