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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之争的三个问题
2019年07月28日 09:53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作者:顾青青 张彦 字号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道德哲学;历史唯物主义

内容摘要:20世纪70年代,一些英美学者就马克思主义与正义、与道德的关系展开激烈争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道德哲学;历史唯物主义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20世纪70年代,一些英美学者就马克思主义与正义、与道德的关系展开激烈争论。总体上看,论辩双方的基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非道德论”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论”。纵观两派争论的焦点,其理论分歧主要源于双方在三个问题上缺乏共识,即道德是否必然是意识形态、事实是否可以容纳价值、历史唯物主义是否消解了道德客观性。只有对以上三大问题进行清晰界定和有效辨明,才能有效应对不同学者有关马克思道德哲学是否存在的诘问,并更切近马克思道德哲学的阐释路径和内在结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正义;道德哲学;历史唯物主义

  作者简介:顾青青,女,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张彦,女,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道德教育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备受争议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前后,该问题再次进入研究视野,成为英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焦点,这一学术热潮始于一场“马克思与正义”的政治哲学争议,并由“正义之争”拓展到马克思主义与道德的关系之争。具体而言,由正义之争所引出的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之间的内在关系,主要通过道德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事实是否可以容纳价值、历史唯物主义是否消解了道德客观性这三个重要问题得以呈现。

  一、正义之争:马克思主义的非道德论与道德论

  1969年,罗伯特·塔克在其《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基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不是争取伦理道德上的公平[1]26-71。作为对上述观点的响应,艾伦·伍德在1972年发表了《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一文,明确指出:马克思并没有批判资本主义为不正义[2]244。塔克、伍德对马克思思想中有关正义的思考引发了诸多学者的关注与讨论,齐雅德·胡萨米就于1978年发表《马克思论分配正义》一文,全面批判了伍德的相关论点[3],而伍德也于次年发表《马克思论权利和正义》以回应胡萨米的诘问[4]。由此,“马克思与正义之争”的讨论序幕正式拉开,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这场论战中,一系列论著也先后出台,包括理查德·米勒的《分析马克思》、R.G.佩弗的《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凯·尼尔森的《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观念》、诺曼·杰拉斯的《关于马克思和正义的争论》、布伦克特的《马克思的自由伦理观》等。以上学者就马克思如何看待正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并由此深入到马克思对道德的一般看法。

  论辩双方逐渐形成两大基本立场,即“马克思主义的非道德论”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论”。非道德论者主要以塔克、伍德和米勒为代表,他们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没有诉诸正义、平等等道德意义上的善,而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内在运转过程的完整分析之上。“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的理由包含在他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组织功能和未来趋势的综合理论中。这一理论本身并不是一种道德理论,也不包括任何类似的特殊道德原则。”[2]281相反,道德论者主要以佩弗、尼尔森和布伦克特等为代表,他们认为马克思从道德意义上批判了资本主义的不正义、不平等或不自由,因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机制。在此基础上,道德论者不仅阐明马克思思想中存在规范性的道德价值,更试图构建完整的马克思道德理论。

  为何依据相同的文本,争论双方却各执一端?本文认为,原因主要在于双方在道德与意识形态、事实与价值、历史唯物主义与道德客观性等关系的界定上缺乏共识。首先,在非道德论者看来,正义、平等、自由等道德概念在马克思那里只是一种法权观念,是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建构,其在本质上是片面的,在社会的角色扮演中也是次要的。因此,这些概念在评价资本主义社会时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批判性内容。而道德论者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全然否定意识形态,他反对的只是颠倒因果关系的道德说教。其次,按照伍德的解释,马克思的正义概念是从司法角度对社会事实合理性的最高表达,也即只要与现存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就是正义的,这是一种关于“是什么”的事实判断,而非“应该怎样”的价值判断。可以说,非道德论者在这一问题的理解上遵循了事实与价值二分的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认为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无法容纳价值规范。相反,道德论者试图弥合事实与价值的二分鸿沟,但却走向了价值压倒事实的极端,从根本上而言仍是二分法的思维模式。最后,非道德论者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决定了道德具有依附性和流变性,进而消解了道德的客观性。但道德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地含有客观的道德评判标准,它指向一种道德进步概念,为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会滑向道德相对主义。这三大问题互相关联,可以说是非道德论者否认马克思道德哲学存在的三重路径,因此有必要对这三大问题进行逐一分析,以进一步厘清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之间的基本关系。

  二、道德与意识形态概念的辨正

  对道德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不同解读决定着非道德论者与道德论者的基本分野。具体而言,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对意识形态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也没有赋予其确定的合法性地位,对此,不管是单方面的基于马克思相关文本的具体论述,还是立足整体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去探讨意识形态概念的内在发展逻辑,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都无法对其达成统一共识。为此,在处理马克思主义文本中道德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时,也正是由于作为“观念科学的意识形态”与作为“批判的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不清而出现多重解读。

  非道德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道德等于代表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理性的意识形态,具有虚幻性和蒙蔽性。伍德就明确指出,马克思拒绝正义是因为这一道德概念与法律和依法享有的权利相联系,在马克思的视域下,“法权制度在社会生活中仅仅扮演辅助性的角色,这种法权概念作为社会合理性尺度并不那么重要。在马克思看来,法权观念在本质上是片面的,采用它作为根本基点来判断所有的社会现实,是采用了一种歪曲的现实观,这与以往大多数社会思想家的倾向都不同”[2]255。也即道德作为统治阶级谋取利益的工具,经过意识形态的变形镜,会扭曲我们对自身以及自身阶级处境的认识。“对马克思而言,与社会公共管理有关的政治国家以及法律和权利概念都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而且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异化性投射。国家和法权等概念反映生产,但却是以一种扭曲或者神秘化的方式。国家将自己表达为社会的真正代表,同时法权概念要么基于国家的自主理性,要么基于‘权利’或‘正义’等无条件的理性原则而假装(pretend)成是社会实践理性的基础。”[2]256但问题是,道德与意识形态的真实关系是否必然如伍德所阐述的那样?虽然马克思本人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说道德、宗教等意识形态没有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5]525。也即在资本主义社会,道德等意识形态被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决定,并且“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6]42。马克思的这些具体论述应该如何解释?如何在廓清马克思文本最初语境的基础上解决这一道德悖论,马克思主义道德论者佩弗和尼尔森等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佩弗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区分为总体性和非总体性两大类,前者被用作纯描述性的表达,后者用作一种否定的评价性表达。佩弗认为,要使道德是意识形态的观点在言谈和学理意义上成立,我们必须只关注非总体性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因为如果说道德是被人们用来表达自己道德标准和情感的意识形态,那么道德是意识形态的说法则是一种同义反复。在厘定了这一前提之后,关键问题即为:道德是不是一种否定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为论证这一问题,佩弗花大量笔墨探讨了批判性意识形态的定义性特征,即妨碍人类更好的生活。此时,关键问题便转化为:道德是否妨碍人类福祉?而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人类福祉等观念正是道德的观念,道德又怎会反过来妨碍人类福祉呢?因此,道德是意识形态的这种推测性解释是不合法的[7]236-267。可以说,佩弗对意识形态所做的区分已意识到马克思文本中意识形态概念的双重语境,但问题是他在归纳批判性意识形态的特征之后以道德与人类福祉的逻辑互证来支撑其结论,不仅生硬,而且也不符合逻辑常识。对此,关于道德与意识形态的问题,尼尔森做出了新的解读和补充。尼尔森指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确实是阶级社会中主要阶级利益的表达,但这种表达并不必然具有扭曲性,而仅指具有扭曲的可能性。也即,道德和意识形态并不必然完全虚假而应彻底拒斥,在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还具有进步意义。尼尔森之所以如此界定意识形态,是因为一方面,多元化的社会存在着彼此利益不同的各个阶级,哪怕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反封建专制的斗争中也曾起过重大作用。但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也确实具有这种倾向性,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阶级利益会特地安排或者遗漏某些关键信息来诱导人们做出错误的判断,因为“身处意识形态影响下的人,已经逐渐接受了对事实的某种特定的安排和解读,也已经变得非常狭隘地聚焦于某些特定的事实,而没有把它们一一甚至有时就是些非常简单明了的事实——同更广泛的背景事件结合起来”[8]130-131。

  事实上,尼尔森对意识形态的这种理解更多是阐明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产生的原因以及发挥作用的方式,这一解释方式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相一致,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政治斗争环境从客观上促使他主要从人们的阶级地位和经济结构出发来探讨道德,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去完整系统地精雕细刻自己的道德哲学体系,只是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中,这种情势必然促使马克思、恩格斯更加注重道德正义的社会学角度及其意识形态性,他们的文本更加注重从现实性、经验性、时代性层面论述道德正义的阶级性、变动性及其受制于特定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性”[9]105,这种特定情境下对道德的意识形态化理解无法表明其本身对道德的好恶。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意识形态概念具有多副面孔,上述非道德论者对其法权意义的理解仅仅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域下,意识形态并不必然具有扭曲的认识论本质,相反,他们或隐或显地肯定了作为观念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存在,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这一层面的意识形态概念时,多半是从与存在、经济事实等对立的意义上来讲的,通过强调经济事实与观念科学之间的差别来反对意识决定存在这种颠倒的世界观。

  举例来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论述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5]516,519这段话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手稿中所删掉的一段话,编者在文下注释中进行了说明,在这段话中,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与人类精神活动密切相关,这种精神活动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存在,从人们的物质交往活动中所产生。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也表达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是法、艺术、宗教等意识形态基础的看法:“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0]601在论述19世纪初期的德国社会不同于英国和法国的特殊情况时,马克思将与社会现实相对应的领域统称为意识形态领域,“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德国是一个宗教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国家,德国的封建君主政权历来把基督教当作维护自己统治的精神支柱,必须透过对全部宗教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分析,才能澄清德国当时的各种社会现实问题”[11]23。以上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指认是从观念科学的角度展开的,将其认定为人类精神活动的总和。由此可见,作为批判的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那里并不具有普遍意义,马克思同样承认不具任何阶级指涉的意识形态概念。在此意义上,佩弗和尼尔森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解释似乎更切近马克思的本意。

  因此,我们认为马克思对道德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指认是具有特殊的语境要求的,他实际上反对的是道德与社会存在之间关系的颠倒,而这无法支撑起他对意识形态与道德之间关系的一般性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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