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诗话，就是评述有关诗歌问题所写的随笔式著作。其内容繁杂，结构松散，涉题广泛，记述往事，评头论足，笔调轻松，表达灵活。从诗话著作类别看，可分别集和总集两类。从内容看，可分记述类和评论类。记述类：诗人生平事迹、文学活动、诗歌本事、人情世故、诗朋酒友、名士风流、诗坛掌故、传闻逸事等。评论类：名篇佳句评赏，诗人成就评价，存疑问题考证，字句正误辨析，诗歌互参比较，典故出处举证，探讨诗歌源流、体制、风格、流派归属和作法，阐发理论观点等。但在具体内容上则各有偏重：有的偏重于记事，如叶梦得《石林诗话》；有的偏重于品评和考证，如周紫芝《竹坡老人诗话》；有的偏重于考证和趣事，如刘攽《中山诗话》；有的偏重于诗论，如严羽《沧浪诗话》，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诸家诗话虽各有偏重，但兼及其他内容是其共同点。

　　诗话总集类是多家诗话的汇编，各家编排情况有所不同：有以诗人时代先后顺序来编排诗事诗评的，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有按内容性质来分类编排的，如阮阅《诗话总龟》；有以同一朝代的诗人诗事来编排的，如计有功《唐诗纪事》；有的诗话专门汇集品评某位诗人的有关材料，如方深道《集诸家老杜诗评》；有选本类诗作附诗评的诗话汇编本，如蔡正孙《诗林广记》等，各有所长。

　　北宋中叶是诗话的起始时期，欧阳修《六一诗话》是诗话体著作的开山之作。书中固然不乏真知灼见，但该书最具代表性和深远意义的是开创了“诗话体”，此后一倡百和，仿效者不绝于后，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一大看点。司马光为了续补《六一诗话》而作《续诗话》，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品第诸诗乃极精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刘攽的《中山诗话》偏重于考证和趣事，诗论涉及不多。以上早期诗话，为后来诗话风行于诗坛开了先例。北宋中期以后，江西诗派及其追随者活跃于诗坛，出现了一些带有这派倾向的诗话著作，如吕本中《紫薇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洪刍《洪驹父诗话》、范温《潜溪诗眼》、周紫芝《竹坡老人诗话》、许《彦周诗话》等。

　　至南宋，由于有了前面诗话的积累，出现了诗话总集一类著作。如《诗话总龟》，开创了以内容性质分类的诗话体例，在诗歌鉴赏和诗论建设方面提供了大量资料。《苕溪渔隐丛话》汇集了北宋以前诗话的精华，以人为主，以时代先后为顺序。书中将李白、杜甫、苏轼和黄庭坚视为“皆集诗之大成者”，尤其推重杜甫和苏轼（集杜诗十三卷、苏诗十四卷）。该书对诗歌有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尤其在诗歌创作和诗歌鉴赏方面的心得体会，值得学习和借鉴。《诗人玉屑》共二十卷，前十一卷偏重于诗论和作法，第十二卷后则以人为纲，按时间顺序辑录各家品评之语。该书资料丰富，对研究宋代诗歌理论有重要参考价值。南宋后期，诗话发展已进入成熟期，出现了比较系统的诗论之作，可以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和严羽《沧浪诗话》为代表。《白石道人诗说》总结了诗歌创作中的一些经验，专门论述诗歌艺术风格和写作技巧方面的问题。主张“语贵含蓄”，崇尚古朴自然、意趣高远。提出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其中又将“自然高妙”视为诗歌创作的理想境界。又对气象、体面、血脉、韵度、风味、构思、圆活、简约、微妙、意格、辨体、句意、句调、句法、开合、深浅、藏露、虚实、难易、生熟等诗学概念和诗歌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既有诗歌创作经验的提炼和总结，又有诗歌理论的阐发和深化。虽说篇幅不大，但从诗话发展进程看，它首先突破了碎片化诗话模式，在系统性、理论性方面向前推进了一步，从而在诗论建设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沧浪诗话》具有鲜明的针对性、理论性和系统性。书中分别论述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诗证。从论述中看出，“以禅喻诗”是其诗论的命脉和基调，尊唐抑宋是其诗评标准和基本倾向。该书最显著的特点是将“以禅喻诗”“妙悟”等学说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所谓“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主张“学诗以识为主”，有“识”的能力才能辨别“体制”的艺术特征，进入悟境。标榜盛唐诗歌，所谓“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强调诗歌创作要用形象思维才能写出好诗，“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作者将这些主张和观点贯穿于全书之中，从而形成系统、完整的诗学理论体系，标志着宋代诗话已经进入了成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