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的乡村生活,与我们当下的日常有什么关系呢?明清两个王朝涵盖了从15世纪到19世纪的中国历史。这段时间里,尤其是17世纪和18世纪,中国社会经历了显著的社会秩序转型。今天我们对乡村社会,尤其是何谓传统的印象,常常是来自18世纪之后的历史经验。

　　当下的社会经验里,城市是各种资源和人流的聚集地。但在100多年前,情形可能并非如此。19世纪80年代,苏州文人俞樾曾说过一段话:“为子孙耕读计,则居乡自胜于居城。”也就是说,直到19世纪末,在士绅看来,乡村才是家族繁衍、维持生计以及获得名望的理想之地。

　　在离我们还不是很远的时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主干力量都不约而同地把乡村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不论在外做官,还是远游江湖,最终都要回到乡村。所以,我们有必要回到乡村的生活场景。从这里出发,才能理解和反思由士绅所创造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秩序。

　　不少江南农户

　　已非“面朝黄土背朝天”

　　作为乡村生计基础的“耕”,其实并非简单的“面朝黄土背朝天”。“耕”的技艺中包含对自然环境的理解,也包括对市场和社会的敏感。

　　清光绪《重修常昭合志稿》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谭晓,邑东里人也,与兄照俱精心计。居湖乡,田多洼芜,乡之民皆逃农而渔。余则周以高塍,辟而耕之,岁入视平壤三倍。池以百计,皆蓄鱼,池之上架以梁为茇舍,蓄鸡豖其中,鱼食其粪又易肥,塍之上植梅桃诸果属,其污泽则种菰茈而售之……于是资日益饶。

　　故事的主人公是生活于明代中叶常熟地区的谭晓兄弟。他们从事的“耕”已经是一组复杂的劳动组合:如何改造低洼地,如何整合渔业、牲畜和桑林等。这些劳作,都需要对环境和农业有深刻理解。

　　类似谭晓兄弟的农户在当时并非个案,明清之际的江南乡村还有不少这样的“耕者”。比如,常熟当地还有个人叫归椿,在白茆河边整修水利,利用水利设施改良盐碱地,不仅获得高产,而且吸引周围的农民迁徙过来,逐渐形成新的聚落,甚至发展到“庐舍市肆如邑居”,即住在这里和住在城里一样繁华。这就不仅是深刻理解自然环境和农业条件了,而且还洞察到社会的需求,懂得利用市场的力量了。

　　明末清初,也就是17世纪上半叶,人们在江南地区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农业经营家。此时的乡村面貌,就是经过他们之手,努力经营、改造而形成的。所以,当时有一些士绅开始有意识地总结农业和乡村生活的经验。

　　比如,明末生活于桐乡的张履祥,后世称其为“杨园先生”。他把自己对农业和乡村生计的理解,写成了一本农书专著。书中列举了各种维持乡村生计、提高农业产出的方法。包括:“当得穷,六月里骂长工”,也就是呼吁善待雇佣工人;“炎天日长,午后必饥罢;冬日严寒,空腹难早出”,即要给予长工充足的饮食,才能保证农业生产。

　　张履祥还强调家庭中妇女纺织的重要性。从中可以看到,女性已成为江南乡村生计中的一大支柱。妇女纺织可获大约30%的净利,远高于男性从事的传统耕种。跳出来看,纺织中收集桑叶、养蚕、抽丝、纺织的各个环节,又进一步将当时的农户紧密地连入了更广阔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