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诗歌道说存在

    海德格尔的前期和中期思想都谈到了语言，但是语言还没有成为思想的主题。到了后期，海德格尔便转向了语言，其追问的存在问题也变成由语言敞开的存在。在他看来，是语言将物聚集并呈现出来。海德格尔区分了两种言说：sprechen和sagen。前者具体化为陈述、描述、反映一件事情；后者是道说，是指引、指示、显示，是本真的说，因此是语言的本性。面对现代社会越来越强大的技术化的信息语言，海德格尔则要回到语言自身，即纯粹的语言。纯粹语言的典型形态便是诗意语言。海德格尔对诗意语言的分析，集中在他对诗歌的分析中，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对荷尔德林诗歌的阐释。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诗和思是道说存在的两种不同方式。

　　在海德格尔那里，诗歌正是通过给存在者命名来道说存在，并且通过召唤，将天空、大地、诸神和要死者聚集到自身。命名意味召唤出来。通过命名，使事物得以呈现和显露。最初的命名，便是首次将事物带出来，而诗人的天职是返回到本源思想的亲近处，返回物之本性。诗歌是对存在者无遮蔽状态的言说，在这里，语言通过诗歌第一次给存在者命名，从而首次将存在者带入言词，并使之显明。而人正是从语言的言说中接收到事物的本性的，语言自始自终把我们引向事物的本性。一个诗人愈是具有诗意，他所言说的愈是自由，对人们尚未知晓的东西就敞开得愈多，具有的纯真性就愈大。他把这种纯真性呈现出来，但远离那些纯粹的命题陈述。

　　诗歌不仅仅是命名，而且是召唤，是对命名之物的召唤，命名并不是像贴标签一样把词语挂到熟悉的对象上，而是被召唤者在召唤中现身在场。召唤预示着把先前未被召唤者的在场带入某个切近处。诗歌首先召唤神圣性。海德格尔借诗人荷尔德林说，在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在这个贫乏的时代，各种神性的光辉已经黯然熄灭了。诗歌不仅召唤神性回归，而且要使之作为人的尺度。

　　此外，诗歌还召唤物。近代以来，人的主体性日益增强，人用一种强烈的意愿和意图将物对象化、客观化和表象化。物被带到人面前，不同于现象学的物的自身显现，物事先已经被表象了，这里的意愿和意图已经把世界作为可制造的对象，而整体设定出来。这种意愿也规定着现代人的本性，而现代人对此却毫无所知。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人的意愿变成了思想的暴力，它命令一切，事先就把一切逼入它的领域之中，将一切都变成这种意愿制造的材料，地球即大地变成原料，人变成被用于更高级目标的可利用的工具，最终把自己生命的本性交付给技术制造去处理。由此，在技术占据统治地位的现代社会，物之物性已然褪去，美妙之物隐匿自己，世界不再美妙，而诗歌正是和这种客观化认识相反的认识方式，从而保有了物和世界本身丰富无穷的意义。

　　在传统理性思想中，思想和诗歌处于分离甚至对立的状态，思想属于理性的思考，而诗歌属于感性的经验，以至于思想的诗意特征完全被遮蔽和遗忘，变成了客观化的对象思维，最终变成了计算。但在海德格尔这里，思并非客观化的理性表达，思始终是一种让自行显现的东西的道说。说到底，真正的思想归属于存在，跟我们现在这种计算、绞尽脑汁的思考是不一样的。

　　海德格尔引用尼采的话说，思想当生发浓郁的芬芳，犹如夏日傍晚的庄稼地。因此，思想与诗都是对存在的显现。海德格尔说，存在在思想中达乎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人居住在语言的寓所中，思想者和作诗者是这个寓所的看护者。只要这些看护者通过他们的道说，把存在之敞开状态带向语言并保持在语言中，那么它们的看护就是对存在之敞开状态的完成。

　　思想是最质朴的，同时又是最高的行动，因为它道说存在之真理。诗歌是真正地言说世界性的生存，言说世界之本性，让自身在场者出场，这便是存在自身。思与诗是显现存在的两条不同的道路。

　　因此，我们需要放弃传统的偏见，我们需要倾听诗人，重新回到思与诗的亲密关系中。正如海德格尔本人在《荷尔德林的诗歌的阐释》前言中指出，该书的一系列阐释并不是要成为文学史和美学研究论文，而是出自一种思的必然性。思想与诗歌是不同的，但是它们都归属于同一个东西，它们都道说存在，由此思想应该是诗意性的，诗作也应该是思想性的。

　　但是海德格尔并非将诗歌与思简单无区别地等同起来，二者是截然不同的，只是它们能够以不同的方式言说同一个东西。而这种同一性并不是来自诗与思的混淆，而是唯有当诗与思之间的鸿沟纯粹地张开时才有望成功，只有诗是一种崇高的思，而思是一种深刻的诗，诗与思之间的鸿沟才张开。海德格尔认为，荷尔德林的诗歌充分表达了这一点，而他和荷尔德林分别用思和诗言说了同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