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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融中的“中国学”、“国际中国学”与“汉学”

汉学,作为一种文化标识和学术现象已经风行全球。一种文化热的背后,必然有深层次的动因。本土文化的繁荣也好,复苏也罢,与国力的昌盛分不开,这是根。但除此以外,汉学作为学术本身的影响力提升也必须正视。 【汉学应有“实名”】 关于研究中国的学问到底应该叫什么,长期以来即纷繁众多,未有定名,且多有分歧。国学、中国学、海外汉学、域外汉学、中国研究等不一而足。北京大学教授严绍璗明确提出:应给汉学正名为“国际中国学”。 【东西方视野的融合】 对文学研究来说,研究视角无疑需要扩大到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下进行整体观照。如果研究中国文学用中国方式,研究西方文学用西方方式,会有一点问题。 【保护出土文献 造福汉学研究】 出土文献可以为既往汉学研究提供佐证,同时也可能对经典结论造成颠覆。 【中外合作前景无限】 所有的研究必须在综合中才有立足之地。“综合的时代”已经到来,这包含两重要义:多学科合作和中外合作。多学科合作的目的是使研究成果在多视角中放大,汉学研究是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学术方向,不仅仅是各个学科的单兵作战,鉴于汉学研究本身的特殊性,中外合作研究已经势在必行。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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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 汉学 交流 兴盛

中国对哲学、史学、文学的划分,是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文化、学术中引进的。这一分类是现代社会对学术研究的贡献,有其长处,也有其弊病。对学科目录不进行反思和必要的调整,“国学”或“汉学”就难以在学科中确立。 【详细】

“体用一源”多元现代性阐释新视角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逐渐掀起了“国学热”的浪潮,相当多学者特别注意论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征及其价值所在,这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形势有关。如果我们用中国哲学“体用一源”的思维模式来看世界历史也许会有一个新的视角。 【详细】

“大发现时代”催生新汉学

汉学本身就是跨文化交流的产物,我始终认为汉学的出现是世界历史上的一场大运动,一股大潮流。16、17世纪,西方文化传播到东方,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传统正式“见面”,开始接触、碰撞,也开始了它们融合、交流的过程。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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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伦理为全球伦理提供经验

真正有未来并能为全球伦理作出贡献的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这种精神尤其体现在孔子《论语》。中国和世界需要一种重新发现人的价值、人的自我主张、人的现实感、道德品质和坚韧性的民族精神,这些价值观不取决于普遍的自私自利。 【详细】

汉学是文化交流的平台

全球化进程、通信技术以及文化混杂现象影响我们的认知,并影响我们重新思索现实与过去的研究方式。尽管汉学这个概念有矛盾性,学科边界不明晰,但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学科复合体,围绕中国这个有活力的文化、政治、经济实体展开。 【详细】

国际文化交融从大学开始

目前,许多美国大学都处于国际化进程之中,作为美国大学战略发展计划的组成部分,国际化通常被定义为在高等教育的目标和实施中融入国际化特色的过程,而且这种国际化通常被认为是有别于全球化的,全球化增进了世界交流。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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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应正名为“国际中国学”

关于在汉语文化语境中对该研究对象的核心内涵怎样定名的问题。有的学者把它称为“中国学”,有的称之为“汉学”,有的称之为“中国研究”等,我认为,汉学的名称很典雅,但与研究对象内涵和价值本质不太一致。研究对象需要正名。 【详细】

对汉学研究的姿态和立场

严绍璗教授提出为汉学正名。汉学不是西方的主流学术。但最近汉学研究的领域扩大了,研究对象已不是传统的汉学概念,应该采用什么名目来让外国人研究呢?严教授说应该叫国际中国学。国内有的单位挂牌叫汉学研究所,这就有些含混。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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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中国学”可否不统称

从国外研究中国的历史来看,欧洲的传统一直是汉学的传统,汉学的方法主要是重视资料,以考据学为主。但美国对中国的研究从来不讲汉学,到现在为止,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说到汉学就不高兴,认为自己研究的是中国学。 【详细】

“中国学”之名有历史合理性

我强调的正名问题是我们在汉语文化中讨论的问题,其中包含着“sinology”在当代汉译的问题。日本把明治维新之前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称为“汉学”。明治维新以后把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称之为“支那学”。这是蔑视中国人的称法。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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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反思

“国学热”在21世纪再度兴起,引发学界对国学问题的新一轮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国学”的定义及国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争论反映了民族文化在全球化、现代化浪潮中的历史命运及未来前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这场旷日持久的大争论进行冷静思考和理性探讨,引导传统文化进行自我批判和现代转换,重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应对现代性的挑战,是中国学术界无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 【详细】

学人及中外关系史

董海樱2009年在《法国研究》3期发表《雷缪萨与法国汉学》,指出作为19世纪法国第一位汉学家,雷缪萨在汉学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都更专业化、学术化,推动了法国乃至欧洲汉学学科化发展。谢崇宁2008年在《社会科学战线》12期发表《罗振玉与日本汉学界之关系考述》,指出罗振玉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其治学经历及其卓越的学术成就既是“罗王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产物,它受启于海外学术,是中国近现代学者与国际汉学家互动的结果,反映了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的一段不容忽视的历史。张西平2008年在《中国文化研究》冬之卷发表《17世纪德国汉学研究——以基歇尔、米勒、门采尔、巴耶尔为中心》,指出这些汉学家在德国开启了欧洲本土的汉学研究。18世纪后欧洲汉学属于法国,但在17世纪,欧洲汉学的重镇是德国。 【详细】

专书研究

金学勤2009年在《孔子研究》3期发表《〈论语〉成书“层累论”及西方汉学界相关评论》,指出西方译者们对《论语》的翻译和研究视角呈现多元化,美国汉学家白氏夫妇的《论语辨》提出《论语》非孔子言论集,乃历230年“层累”而成的“早期儒家史”。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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