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通讯系统的变革与社会结构变迁紧密相关。近代报刊等新式传播媒介对以邸报为核心传统社会通讯系统的冲击，及其与社会结构震荡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是报刊史探索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当今媒介化社会语境下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王天根教授的新著《近代中国报刊与社会重构的传媒镜像（1915—1937）》（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年）力图从媒介与社会结构变迁的互动关系中解析1915年至1937年报刊演进脉络，其诠释框架及诸多论点对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颇多启发。

　　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尤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之重新界定为显著。从“家”“国”同构的皇权专制走向国家与社会权限清晰的民主共和政治范式转型，清末民初报刊扮演的舆论建构或解构角色值得重视。“五四”运动后国民党改组，以党治国“党国”政治架构渐趋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因嵌入高度组织化的政党，呈现政党———国家的政治运作框架。作者指出，1915年至1937年的报刊史探索不能脱离国家、政党、社会三者关系不断调适的历史语境。

　　就报刊与国家、政党、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言，涉及报刊、报人的政治认同及角色。而诸如同人办报、政党喉舌等报刊运作的结构形态亦与此紧密相关。政治范式转型语境下，报刊立言角色的偏向显而易见，或是趋向国家及意识形态，或是站在社会底层立场发声。“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等在报刊论政场域的呈现，不仅是知识分子借助报刊论政的思想之争，也是各自政治身份的抉择。“党国”政治架构中，中国报刊、报人政治身份之分化更趋明显，沿着媒介党化与精英知识分子“学人论政”的路向演进。

　　国家与社会重构语境下报刊史探索，力图在方法上突破“编年史”的思维，将报刊置于社会历史场景中予以考察，侧重从政治事件与媒介事件互动维度对其做总体性解析。欧战、“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是1915至1937年报刊演进脉络的“两个原点”。面对欧战及国内的袁世凯复辟帝制等政治事件，以“通中外”为职志的近代报刊面临“西方文明的破产”。中国舆论界在社会重建中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而欧战及其历史遗产的巴黎和会，又与国内“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部分舆论精英从师法欧美向师法苏俄的转向密切相关。国内、国外重大政治事件进入报刊，又逐渐演化为媒介事件，影响此后的报刊舆论走向。就后续的影响而言，这22年间中国报刊、报人在国家—政党—社会关系重构语境中言路抉择，“不仅仅是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关系，而是后来者继续从欧战及‘五四’等新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如此，则报刊承载的历史重任及其自身发展脉络更加清楚。

　　但政治事件到媒介事件并非简单的“冲击—回应”，也涉及报刊内部人际关系网络与外部政治权势相互缠绕的关系，折射了报刊业务兴衰的权力网络及原委。1915至1937年中国报刊言路总体上表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语境下新知识分子逐渐聚合又逐渐分化的过程。陈独秀携《新青年》入北大复又离开北大可谓这一聚合到分化的重要象征。这既有新旧思潮交锋中皖系军阀等政治势力的因素，亦与北大学术阵营纷争密切相关。五四运动后，新知识分子内部因政治抉择及地缘、学缘等加剧分化。就报纸副刊改革这一业务上的重要革新而言，围绕《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主编的人事纠葛，从侧面反映了新知识分子内部因留学国别而有鲁迅等留日派与徐志摩等欧美派的区隔。就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社群而言，亦有一个聚合到分化的过程。全面抗战前夕，胡适派知识分子社群建设《独立评论》学人论政平台，其间胡适、蒋廷黻等掀起“民主”与“独裁”论争，其学理纷争表象背后涉及两人所依附的汪精卫、蒋介石等政治权势，折射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社群面对现实政治的渐趋分化。要言之，报刊内部运作的人际网络与政治权势密切相连，使得“学人论政”的舆论平台呈现纷繁复杂的格局。作者从人际脉络到大众传播的立体呈现，揭示了近代报刊在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相互缠绕的历史场景。

　　概言之，中国近代报刊史诠释框架涉及涉及多重诠释框架，诸如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社会进化论框架，曾虚白《中国新闻史》倡导社会有机体论框架，以及部分报刊史论著的阶级斗争革命史框架等。王天根教授的新作呈现了皇权专制转向民主共和语境下中国报刊兴衰轨迹，以及报人、报刊与国家———社会关系重构中复杂的政治身份认同。著作的诠释框架及相关论点等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筑起了这一时期报刊史研究的新起点。

　　（作者：张朋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于《安徽大学校报》第760期 第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