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报刊与社会重构的传媒镜像（1915-1937）》一书是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王天根教授的新作。

　　该书分为三编。第一编为“欧战语境下社会重建与报刊中新思潮”，共分为三章，“袁世凯军政利益集团与报刊的舆论议程”“欧战语境下西方文明的暮色与中国《晨报》的呈现”和“欧战语境下中国军阀政治与新文化的媒介展示”。如书中所说，“就历史变革而言，1915 年至1937 年中国经历帝制复辟等诸多风云变幻。就共产党而言，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就国民党而言，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确立的过程。这一历史时段面临着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期间报刊是偏向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还是偏向社会底层意义上的秩序重建？社会重心的重建关系社会性质及社会形态的定位。而报刊视域中现代性重构依靠科学还是人文，等等。这些涉及传播内容。报刊如何参与架构，参与的人有哪些？这些问题值得探索。”（第1页） 1915年至1937 年的中国社会虽有转型趋向，但性质没有根本变化，仍属近代。期间经历欧战及其世界地图的重绘。世界大战造成了欧洲的碎片化，整个社会秩序混乱，面临重构。欧战给世界带来的是碎片化的政治恶果，其时主义多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学理去探讨世界的出路，而他们眼中社会重建侧重从社会底层出发。欧战后的中国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面临着重构，历史任务艰巨，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社会重心的重建。就归属而言，媒介系统可属于国家，也可属于社会。就媒介而言，可作为国家的喉舌，也可作社会公共空间的重要平台。近代报人常兼有学人身份，他们对政治往往有高度热情，文人或学人论政也属情理之中。近代报刊不但报道资讯，也是文人或学人论政的舆论平台，报刊风格的变化往往呈现了近代知识分子的言说方式。以通中外、达新知为旨趣的近代报刊也塑造了近代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甚至是改变他们在大众传媒下生活姿态。而中国近代报刊业务的探索，涉及近代报刊的方方面面。报刊作为近代言论自由的主体，追求新闻自由应是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国民党所谓以党治国是1927 年之后中国社会重要的政治现实。而作为党的喉舌党报党刊无疑要立足本党利益的政治宣传。由于社会——国家架构之中有政党政治存在，近代报刊言论多有政治宣传性质，涉及社会秩序的调整，也涉及社会框架的稳定。

　　第二编为“五四运动前后报纸俯瞰的改革与京沪新思潮中政治取向”。该部分由两章构成章，分别为“报纸副刊改革背后的的党派与上海新思潮”和“报纸副刊改革背后的文艺阵营”，近代报刊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新思潮联系密切。报刊的副刊成为新思想（诸如社会主义等）辩驳的重要平台。自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军阀割据下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新闻采访仍有较大的活动空间。而报刊副刊的出现使得民众在茶余饭后有了精神上的消遣：半封建、半殖民地语境下的民众生活颇压抑，其重要释放就是以娱乐化方式奚落政治，其时代表舆论精英的报人很快意识到这一消遣方式可从政治方面加以利用。副刊一时颇受瞩目。由此而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报纸副刊以文艺的方式谈论政治，可谓时代发展所致。就媒介公信力本身而言，报刊的新闻报道或评论等具有客观性的特点，而报刊毕竟涉及人，人的思想则有主观的趋向。通常意义上的媒介平台多指新闻或言论的阵地，而报纸作为载体，其承载的体裁较为广泛，诸如新闻、言论（社论或时评等）、副刊，还有广告等。相比之下，新闻作品多为新鲜事物呈现等方面的资讯；社论多为社会或自然变动的种种迹象或言论的评述。而副刊多反映地理乃至文化区域上的社会生活千姿百态，多属来自日常生活的趣味叙事。若以国家——社会互动分析框架去衡量，社论或时评多偏向国家层面上的意识形态；副刊往往呈现浮生众游的种种变迁的趣味或诙谐，其表述的方式也多为小说、诗歌、幽默、散文等游戏之作，或讽刺之文，或随笔之文，表现了区域社会生活的原生态。这些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中国近代报刊副刊却承载了更多的社会功能，往往变成评点时政的焦点版面副刊为西方新闻纸薄弱环节，部分报纸甚至无副刊；中国报纸的副刊另有情趣。研究近代中国问题（特别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显然离不开报纸的副刊。军阀混战下报纸副刊的兴起或扩版，乃至独立发行，有多重因素。因此，考察近代社会重心的重建显然离不开报纸副刊所揭示的民众生活及救亡图存框架下副刊所呈现的政治化状态。

　　第三编是“新民主义革命语境中报刊与知识精英言路渐次分野”，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下军政利益”“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与政党政治语境下报刊舆论”“自由主义核心人物胡适与学术纷争下《国学季刊》旨趣”“《语丝》《新月》与新文化健将渐次分界”和“抗战前夕《独立评论》与自由主义的分裂”。“自1840 年至1949 年中国处剧烈社会转型，外在动因是外敌入侵，救亡图存成历史使命，亦是中华民族抗争的舆论动员焦点所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民族抗争包含中国各个阶层多方面的努力。从分层来看，近代社会主要是由官僚与民众，以及介于两者之间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间阶层组成。中间阶层人物相对官僚阶层而言，既有向心力又有离心力，其社会位置具有一定的游离性。由此而言，研究中间阶层人物及其舆论动员的传媒镜像在社会史、思想史上占有显著地位。抗日军兴。胡适、蒋廷黻等曾留学欧美的经院派知识分子，通过创办《独立评论》等刊物逐步建构学人论政的“独立”精神。“独立”精神的养成必然要独立甚至超越现实政治，至少不能参政，才可能保持学理追求，又有“旁观者清”的目光。针对全面抗战前夕国民政府的政治变革，围绕《独立评论》、《大公报》形成的作者群发表时评以“立言”，随着政局发展，部分学人由论政逐步倾向“事功”，即直接参与国民党政府，而不再满足学人论政这一角色，只是在报刊上仍然声明“思想”独立之自由。”《独立评论》是近代留学欧美的中国知识分子学术沙龙发展到新阶段的伴生品，也为学人论政提供舆论平台。《独立评论》等刊物不但报道资讯，更重要的是成就学人论政的言说方式：近代报刊改变大众传媒下文人生活姿态甚至是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报刊有见之不见，也有不见社会所应见之功能。从这个层面来看，报刊往往被视作开拓眼界的利器，也可以成为有意识遮挡社会阴暗面的遮羞布。这往往与媒介议题设置功能密切相关。特别是近代学人探讨民主或独裁的话题，可谓众声喧哗。

　　王天根教授的《近代中国报刊与社会重构的传媒镜像（1915-1937）》一书大量引用第一手资料文献，涉及报刊、书信、日记、回忆录、官方档案等，可以说，该书的结论是建立在扎实有效史料基础上得来，言而有据。作者访学英伦的经历对这本书的问世产生了许多影响，书中从欧战语境下的历史背景与发展来与近代中国报刊的发展来进行横向比较颇为新颖。可以说，这是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中一个全新的阐释角度，令人印象深刻。

    （作者：章健，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