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是信息的载体，是感知时代变迁的的知更鸟，置于裂变时代的报刊呈现着多棱的媒介镜像，从历史序列中窥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与离合。仔细研读《近代中国报刊与社会重构的传媒镜像（1915-1937）》（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版）一书，可以在历史语境中感知报刊与国家、报刊与社会互动编织的多重关系。本书是王天根教授中国近代报刊史探索系列成果之一，集中于对1915 年至1937 年中国近代报刊史的书写，意在将近代国家、社会的话语乃至意识形态重构置于欧战和五四新文化语境下，以新闻自身发展的职业精神与宣传策略之间对峙与融通这一矛盾发展变化展开书写。

　　就历史变革而言，1915年至1937年中国经历北洋政府统治及军阀混战、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北伐战争及北洋军阀溃败，国共分裂及国民革命的失败，国民党统治在全国的确立及苏维埃政权为核心社会主义运动的拓展，日本侵华及抗战爆发等诸多风云变幻，这一历史时段面临着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期间报刊如何参与架构，参与的人有哪些？这些问题本书做了深入的探索。

　　该书视角新颖，理路清晰，摒弃了以往研究者存在的多为报刊内容所吸引，侧重从报刊本身立场去分析的倾向，一些研究者往往连报刊发刊词与内容选择是否一致的风格比照都没有作，就站在研究对象的立场上，多有褒扬之词，而少有批判的目光。诸如已有成果探讨《大公报》《独立评论》等在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历程中言论策略变动等或多或少地存在此类问题。反观本书，则着力避免了上述旧有框架的弊端，如通过对“欧战语境下西方文明的暮色与中国《晨报》的呈现”一章的分析指出，《晨报》在面对欧战之后中国政局旧有矛盾复起，面对政治、社会中诸多罪恶所表现出的立场和风格，从其发刊词与内容的选择对照呈现上，能够鲜明地梳理出其侧重探讨欧战结束后国家、社会重建及政治秩序重构与《晨报》作为新闻纸其时代的担当作用。同时作者还对《晨报》的报道版面及言路趋向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呈现了欧战后世界重建舆论涉及德、俄两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战争中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中诸多努力等内容。

　　以往对陈独秀、胡适等报刊传播思想史研究重在经典文本、精英、思想的内在发展逻辑及学术传承的理路，较少关注近代“问题与主义”论争中社会思潮的形成、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分歧下精英人物的时评价值取向。作者将社会思潮史与报刊史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并试图在这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对陈独秀、胡适等报刊传播思想史的研究在本卷各编均有涉及，犹如风筝的牵引线串联卷篇始终。

　　其次，作者在对近代国家与社会重建过程的探索中，从学理建构及阐释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新的解释框架。大众传媒是学理想象的重要载体，学理想象及建构涉及民族国家主体性的重构，也涉及国家重构后社会意义上的民众生活。报纸的副刊可谓想象与呈现民众社会的万花筒。近代救亡图存的压力决定了其言论报国的责任担当，故反映民众对过去社会生活的苦难反思或未来生活的向往。五四前后副刊与其时政治高压密不可分。以杂文通信或文艺等方式呈现的副刊可以说是近代派系离合的舆论平台，体现知识分子话语表达方式。近代学者、报人、传媒关系杂糅，涉及国家——社会框架内的角色认同。作为文人存在的报人与作为政客的报人，两者对现实的政治变革的认同往往不同。这会影响到报刊内容的选择。在国家——社会的框架中，报刊是偏向国家层面上的意识形态？还是偏向从底层进行社会秩序的重建？陈独秀、李大钊、梁启超、徐志摩、鲁迅等时评言论及其在副刊中的呈现都反映了五四前后知识分子对中国今后前进路径的选择。

　　再次，在研究内容上，作者也有所侧重。近代报刊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新思潮联系密切。报刊的副刊成为新思想（诸如社会主义等）辩驳的重要平台。同时，中国地理区域南北不同，京派与海派报纸及其副刊对舆论影响显然不同。谈及南北舆论，陈独秀曾称：“中国政治中心虽在北京，上海是经济中心，所以时常发生对于政治上有力的舆论。”何况上海、北京等地报刊、报人的关系网络涉及地域性的话语表述。因此，作者从报刊与地理空间的关系入手，将京派与海派不同文化区域内的副刊进行梳理与呈现，枚举诸如北京的《晨报》的副刊《自由论坛》、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皆是鼓吹新文化、新思潮乃至社会主义的重要舆论平台。这些报纸副刊也善于经营，注意积累人脉资源并加以巩固，从而扩大自己的影响。作者侧重探析了报纸副刊改革背后的党派与上海新思潮、报纸副刊改革背后的文艺阵营。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京派文化阵地，有很多报刊在引导政治舆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佼佼者诸如《晨报》及其副刊。《晨报》及其副刊的变革与政局的变迁相勾连，五四运动后《晨报》时评及其副刊之沿革可谓因缘际会，这与北京大学及北京的舆论精英在政治舞台上的活跃程度密不可分。《晨报》刊发的一些敏感性的新闻稿件及时评也引起官方的注意。李大钊主持下的《晨报》副刊对苏俄革命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文章十分重视，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分子缘此开始在《晨报》上刊文揭露中国政治的黑暗面。随着1920 年初李大钊在北京忙于建党和陈独秀往上海发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晨报》及其副刊的政治宣传的势头显然有所削弱，转而趋向宣传胡适等人所谓的新文学、新文艺运动，鲁迅等在其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由于李大钊影响仍然存在，《晨报》及其副刊仍刊发一些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

　　总体而言，作者对1915年至1937 年间中国近代报刊史的探索分析，关注其间国家、社会重建中媒介议程与政治议程的互动关系。对于近代救亡图存语境下的报刊史书写，作者侧重于国家——社会关系重构的探索，注意呈现报刊时评趋向与政治利益集团之关联，展示政治利益集团与报刊载体变化之关联。从该书研究的框架、切入的角度以及史料的翔实程度来看，该书可称得上是近年来书写近代中国报刊史的力作。

    （作者：鲍宪伟，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