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根教授新作《近代中国报刊与社会重构的传媒镜像（1915-1937）》一书共分为三编、十章，重在探讨封建专制转向民主共和语境下，欧战中社会重建与报刊中新思潮，五四运动前后报纸副刊的改革与京沪新思潮中政治取向，新民主义革命语境中报刊与知识精英言路渐次分野等问题。该书所论诸多问题颇有启发，笔者从五四前后报纸副刊改革中的知识分子聚合与分化的角度谈谈阅读体会。

　　1915年至1937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中国近代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也是传媒语境转换的过程，中间虽有反复与曲折，但总的趋势是君主专制语境向共和语境的过渡与转变。民主共和语境下报纸副刊改革中报刊、报人的政治角色、言路取向以及他们在时局更替中是如何利用报纸和言论完成国家重建和社会重构的历史任务等，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作者强调，报刊的言论取向与报刊内部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社会关系网络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还与外部的政治权势相勾连，五四新文化运动语境下副刊改革中的报纸也不例外。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知识分子已经表现出了由逐渐聚合又到逐渐分化的过程。

　　陈独秀就职北大文科学长，复又离开北大是知识分子在报纸副刊聚合分化的一个缩影。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联合胡适、章太炎弟子钱玄同等在其上发表时评，《新青年》无疑成了五四前后新思潮之媒介呈现的重要载体。这其中不仅有表象层面的《新青年》所呈现出来的观点和立场，更有其背后的学者群、社会关系网，以及北大的学术派系纷争与政治纠葛。陈独秀离开北大，除了受到来自皖系军阀的外在压力外，还与北大文科中部分章门弟子排挤打击有关，由此可见陈独秀的到来与离开都是上述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救亡图存要从思想启蒙开始着手。北洋军阀为了维系自身的统治，收买或查禁报刊，钳制舆论，改良政治的报刊多遭厄运。面对此种紧张压抑的政治氛围，《晨报》、《京报》等政治言论上的空间日益狭窄，言论也受到了一定的控制，转而投向以文学、随笔或札记的形式的报纸副刊的另类表达，这一对副刊改革起了催化作用。

　　1919年1月31日，《晨报》在其第二版发布“本报改良豫告”，并提出了三条改良建议。改版后的《晨报》副刊开辟了“自由论坛”和“译丛”等侧重宣传新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的专栏，刊发了李大钊的多篇文章，其中既有投稿《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连载，也有副刊转载李大钊的文章《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1919年2月20-23日《晨报》【自由评论】刊发“守常投稿”的《青年与农村》，1919年3月14-16日《晨报》第七版【自由评论】刊发“守常投稿”的《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这些文章详细论述了李大钊对五四新文化前后学生运动与劳工、劳动问题的认识。

　　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晨报》副刊在1919年5月1日出版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劳动节纪念”专号，刊发了五篇文章：“渊泉”《人类三大基本权利》、“守常”《五一节MAYDAY杂感》、“一粟”《对于劳动节的感想》、“一湖”《二十世纪之大问题》、“辛木”《饭碗问题》。

　　李大钊早年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对战后局势有深刻的认识和切身的感受，无论是从刊文数量还是题材来看，李大钊对《晨报》副刊的言论有很大的主导权，由此可见李大钊乃至《晨报》的世界眼光。

　　1920年初，李大钊在北京忙于建党工作，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晨报》及其副刊的政治宣传的势头显然有所减弱，新文学、新文艺的宣传趋势渐强，鲁迅等在其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鲁迅对该报言论的影响是深刻的，从一个社会事件的产生到进入报纸变成媒介事件，再到该事件在报纸上舆论的酝酿与发酵，“爱情定则的讨论”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923年1月16日，《晨报》首先刊发《谭仲逵丧妻得妻（沈厚培有妇无妇）》，揭露谭仲逵、沈厚培、陈淑君三者关系的原委，随后性学研究者张竟生发文《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许广平亦在《晨报》副刊讨论爱情的定则。此事得到鲁迅的关注，他认为，爱情定则及婚姻问题不仅关系社会变革，也是文艺呈现的重要主题。

　　在李大钊的带领和《晨报》的影响下，王光祈等一度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学会的一些成员也会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在《晨报》副刊发表时评等文章。学生运动的深入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所关心的现实问题，因此也必成为《晨报》的媒介议题，《晨报》的媒介议题及其背后的政治立场正是通过系列的评论和持续的舆论聚焦来实现的，这样就以《晨报》副刊为阵地聚合起了以李大钊、鲁迅、高一涵等为代表的留日派知识分子。

　　与留日派知识分子相对应的是徐志摩等留美派知识精英。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学生，与研究系关系颇深，留学归国后一度被视作晨报网罗精英办报的重要人选。徐志摩的诗人身份，使他可能天然的带有浪漫情怀和文艺气息，在副刊的选文标准上他也十分强调审美情趣。徐志摩与孙伏园书信往来所涉及的内容及标点、行文方式等遭到了黄汝翼的“实在不敢赞同”，由此引发了两人在副刊上的一番争论与辩驳，由此可见徐志摩的新书写观及阅读观一时难为国内读者所认同。细细想来，这与徐志摩的游学背景及自身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徐志摩留学英美等国，受英语世界诗歌理念的熏陶，特别是小说家哈代灰色笔调的影响。另外，徐志摩与林徽因恋情受挫，也常发表一些灰色的失恋小诗，这些因素都是构成他上述办报理念的潜在因子。徐志摩的这些特性给文坛带来了些许失恋低靡的情绪，这引起了鲁迅的不满，导致鲁迅针对徐志摩发表诗作《我的失恋》，触发了两人及两派在副刊编辑部内部的冲突，造成了徐志摩、陈源等留欧美派学者与鲁迅兄弟的分野。至此，以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留日派与以徐志摩等为代表的欧美派在以《晨报》副刊为代表的报纸副刊上的分野正式形成。

　　在徐志摩的新派文风直接触发两派分野后，事件并未消弭。孙伏园所要刊发的鲁迅拟古打油诗遭到留学欧美研究系刘勉己的临时撤换，这直接导致了孙伏园的辞职。孙辞职后，刘勉己兼任主持，他开始物色新月派代表人物徐志摩或闻一多接替。鲁迅等借邵飘萍的《京报》力量筹办《语丝》，作为自己的舆论阵地。凌叔华、陈西滢、徐志摩等都属胡适这一派，有《新月》刊物为代表，而刘半农、周作人、孙伏园属于鲁迅为首的文艺群体，多与《语丝》有关联。

　　这样，《晨报》副刊背后的文人圈子及阵营意识延伸渗透到二三十年代新月派与语丝派，两派的阵营分化也由此形成。

　　世界大战中政治舆论交替变迁，国内军阀林立，南与北同为一丘之貉，学人或报人在这样的舆论夹缝中发言，十分危险，稍有出格言论就会引起舆论事端。五四前后的副刊与救亡图存的背景和政治高压密不可分，以杂文通信或文艺的形式呈现的副刊是知识分子思想展示与交锋的平台，副刊言论多涉及民族危机，相对于时评或政论等意识形态较强的精英阶层的意见表达，副刊言论则更多地反映了社会层面的众声喧哗，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知识分子的路径选择。

　　细读王天根教授著作，值得借鉴之处颇多。第一，对于事件历史背景的交代准确详细。新闻史学而言，媒介事件与历史事件的互动这一特点贯穿该书论述的始终。作者有着历史学专业的背景，对于历史背景的写作游刃有余且十分精当。第二，本书所引用的史料数量众多，形式多样，内容庞杂，足见作者平时的史料积累之丰富。从形式上看，包括书信、日记、回忆录、文集、会议论文集、专著等，从内容上看，所引文字详细、精当，切合所述问题及行文逻辑。这些史料无论是在权威性，还是在专业性及准确性上都是十分可借鉴的。第三，该书与前人著作相比，避免了以新闻事件发生的时间线平铺直述，强调与政治事件的交融。

    （作者：王茜茜，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