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佳如：《十八世纪中国的新闻与民间传播网络——作为媒介的孙嘉淦伪奏稿》

　　论文摘要：

    本文以孙嘉淦伪稿案为个案，意图呈现十八世纪帝国信息社会的某个侧面。孙嘉淦伪奏稿串联起民间信息通路上的不同节点，展现了动态的民间政治信息传播网络。文章认为，奏稿这样的政治性媒介，能够组织起纵横交错的民间传播网络，得益于明中期前所未有的市镇贸易的繁荣与社会的市场化过程，它从统治者所严密控制的传统政治信息传播网络中衍生出来，成为独立的甚至可与后者竞争的信息传播网络。这一网络构成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市场以及作为官文书（奏稿）的媒介，可持续性地生产出了政治权力与民间社会互动的资源。本文也试图通过此项研究表明，古代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应当仅仅停留于在形式和内容呈现上为近代报刊与邸报之间建立连续性，更应当探知传统社会媒介环境为报刊进入近代社会所创造的基础和条件。

　　个人陈述：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早上好，我这个个案研究的主要参照对象是对中国古代信息传播的一种总体性的认识，我引用了和田洋一的一段话，他认为封建权力控制着社会方方面面，包括信息传播的过程，这样一个总体性认识对我们理解信息传播系统的现代化转型造成一些障碍，比如说古代传播信息系统就是一个固定而僵化的过程，忽略了明清以后非常重要的变化。第二个，古代信息系统现代化的转型其实就变成了报刊对古代信息系统的改造，报刊对古代信息系统的作用就像是魔法棒一样，点石成金的作用，为什么能改造，它起作用的一个条件是什么，都是引而不见的。第三个，它没有办法回答像古代的一些特殊时期出现的一些状况，比如明清时期选秀女的谣言在江南反复流传。还有就是这个个案研究的对象，就是孙嘉淦伪奏稿，是假托清朝知名大臣孙嘉淦攻击皇帝和当时名臣的奏稿，当朝廷发现的时候已经流传十七行省，对于这种古代信息传播系统总体的认识，没有办法解释这种特殊时期的特殊个案，关于这个个案主要有三个代表的研究，第一个是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它没有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伪奏稿，它是说朝廷查抄伪奏稿是为了质疑封建政府严厉的控制之下，为什么伪奏稿能发生呢？当时政府为什么没有控制住？第二个研究是陈东林和徐怀宝做出的，他认为伪奏稿是一场文字狱，预示着清朝中期社会反抗势力的一股潜流，我认为“文字狱”的定性忽视了个案的特殊性，就是文字狱为什么是假托，载体为什么是奏稿，这个文字狱跟诗文、著作类的文字狱有什么区别？如果它是反抗势力的一股潜流，那么支撑它的社会条件又是什么？他没有回答这些问题。还有就是人大清史中心刘文鹏先生所做的研究，他认为伪奏稿的社会传播，是社会的商业系统对国家权力的挑战，作为历史学者，他关心的是国际与社会的关系，挑战与被挑战的关系，至于挑战所依据的手段，并不是特别关心的，依据的奏稿还是著作、诗文、谣言等形式，没有进行特别的区别。我的研究关注到了媒介的特殊性，就是作为媒介的奏稿的特殊性，奏稿奏折或者奏章本身是一种官文书，象征着一种政治权力，它的流传、谁可以上奏、书写规则等都有严格的规定，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政治象征的政治权力的媒介来看待，那么为什么会在民间形成横向的传播？就是说如果孙嘉淦伪奏稿形成了一个民间网络，有形形色色的人来参与到这一网络中，那么，作为政治信息媒介的奏稿，是如何贯穿起一个个民间传播节点的？这样一个奏稿传播网络的存在，究竟又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