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旦：《报纸革命：1903年的<苏报>——媒介化政治的视角》

　　论文摘要：

   本文以“媒介化政治”，即既包括媒介在政治沟通的中介作用，同时更着意媒介自身逻辑是如何改变并形塑政治，考察1903年《苏报》实践，从而以为，《苏报》以“学界风潮”所导引的社会“观看”，提供并规定了观察当时社会和政治的标准视野；中国教育会介入《苏报》，使爱国学社、张园演讲与报纸交汇鼓荡，大大引发出激进倾向；章士钊主掌《苏报》后，放言革命抨击保皇，以一旨归,从而以自己的革命实践，产生中国报刊史上一种新的报刊文化。中国此后的革命报刊实践乃至“党报”的集体知识，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某些影子。

　　个人陈述：

   以往对媒介史的书写研究大概有两种范式：一种是主观和客观、现实和反映意义上的表征范式；第二种是主体和工具的范式。媒介化政治也可以是中介化政治，所以中国的“中”本身是没有含义的，它的关系需要外在关系的证明，是上和下，左和右的交换点。从名词的意义上去理解，“中”没有反义词，但从动词上去理解“中”可以通过自己的位移分辨出自己的内外、上下、左右。所以，“中”有中介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报刊史的视野里以往的报刊书写只是以报刊为对象的书写，既没有提出报刊本身的问题，也没有把报刊作为一个视角，而中介既是名词也是动词，合起来大概有媒介和实践的意思。中介在这里的用法大致有四层意思：一是有自己特性的介质；二是关系连接和汇聚的中介点；三是意义分享的界面；四是可以转化关系和生成关系。所以中介不仅是一个静止的东西，也不只是一个连接的东西，也不只是内容的载体，所以理解它既是一个对象也是一个理论视角。从报刊媒介的角度看历史解决的是传播的问题或报刊自身的问题，而不是政治的问题或社会的问题。按照这样的思路对《苏报》做了研究，探讨《苏报》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如何发生的，并且产生了何种影响，看《苏报》作为一个中介在革命事件当中是如何规定了内容和组织的呈现。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结构和展开，即1903年作为一个整体空间的展开。我想从三个点作为空间的展开：第一点是《苏报》开辟了学界风潮，而学界风潮的开辟引起阅者大为注目，不止看见了内容，而且使得散落四处的学堂借由《苏报》开始形成一种可接的网络，互相之间可以观摩、可以交流、可以互看优劣，学界的互动有了基础。学堂的整体面貌作为当时一个新兴的教育方式、制度，相当于现在高考制度的改革，而引起大家极大的关注，“观看本身就是一个实践”与其说社会反映了学潮，不如说是社会导引到了学界，意味着对一个唯一的内在性视角的承认和假定，也就是说报纸规定了观看的方式、视角和地方，跟着报纸的视野在走。第二，我们经常说《苏报》成为教育会的附属，教育会暗里是革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革命组织，里面的成员非常复杂，《苏报》成为教育会的附属带来三个教育会的互动：一是爱国学社，一个是张园的演讲，还有《苏报》本身。爱国学社的学生吃住都是在一起，情绪上特别容易受感染，定期的去参加演讲，在上海南京路从东边到西边的仪式性表演招摇过市。张园的演讲不仅激起了情绪，本身也带有仪式。这样的一种演讲通过《苏报》进行原原本本的报道，口头和印刷、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使得读者在这样的情绪上来回的穿梭，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激进的东西开始成为爱国学社情绪上的呼应，集体的轮廓和情绪开始展现。实际上是报纸推动了革命，成分复杂不同立场的人慢慢被这些激进的东西所感染，开始形成集体的样子。第三，章士钊开始成为《苏报》的主编，通过《苏报》表明自己的革命姿态。一是他在业务上的动作，三天之内调字号、版面、内容，章士钊把他认为是重要的东西通过二号字表现出来，把他认为重要的东西放在报纸上非常重要的地方，不断的插暗语，所以报纸变成了表达观点的报纸。不仅如此，这些不仅造就了革命运动，也造就了章士钊革命话语的主体。

　　《苏报》对于报刊史的意义不是说是“苏报案”的问题，而是说《苏报》创造出了一种报纸革命文化。这种报纸革命文化的目的是以动员为主，而不是以思想启蒙为主；在动员上以动员为风格，组织行动为指挥，既不是思想性的启发，更不是新闻性的上下中外沟通。按章士钊的说法，报纸和读者之间放眼革命，《苏报》由于“苏报案”而灭亡，但《苏报》传下来的文化积累成了一种知识，这种知识成为后来报纸的实践，这种叠加的经验。所以是报纸革命的一种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