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小萍：《休闲理论及其在现代中国的实践》

　　论文摘要：

    未提交论文

　　个人陈述：

    休闲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活质量的标志，随着发达国家提前进入休闲社会，我国公民也逐渐享有115天的节假日，整个社会也逐渐从生产主义社会范式向生活主义社会范式转变。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们开始初步探讨，越来越多的休闲理论被引进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休闲思想也在不断的被挖掘和整理，休闲理论日益面临的不健康、不科学、不道德及商业化、娱乐化、低俗化、消费化、标准化等为社会学及经济学领域所探讨，休闲理论所呈现的景观式的，由虚到实由内到表的特征主要集中在哲学、社会学及经济学等领域。

　　我国探讨休闲理论有两个维度：集体主义和自由主义，无论哪个维度，休闲理论的研究及实践的开展都是围绕着人来进行的。自由主义休闲理论强调的是个人与个性的塑造，某种程度上休闲就是劳动力的身心放松及提升素养，增加见识的手段及方式。在马恩的年代，劳资矛盾尖锐，也可以看到休闲的价值。工人的闲暇时间的充电变成了劳动力素养的一部分。从劳动力素养这个层面分析，就与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论密切相关。休闲理论无论是从自由主义的角度还是集体主义的角度分析，都与工业化社会生产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业化社会生产是一种标准化的生产，使得人的身心受到伤害，休闲对身心的放松及增长见识等优点能弥补机械化生产及流水线生产的副作用。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西方的自由主义休闲理论及马克思主义的休闲理论都进入中国，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休闲理论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并且与中国的政治实践及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理论往往又与中国的制度关联在一起。例如，建国初期，劳动光荣理论与过度休闲有害论的并行让我们看到劳动最光荣所具有的神圣地位，既是革命的理论及恢复生产、重建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要求，以及过度休闲有害论，在于以享受娱乐为核心的休闲生活会削弱政府对人们的控制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恰恰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特征。

　　禁欲式的劳动休闲文化从自由主义角度来看，是不能尊重和满足人的多方位多层次的需要。但却是建国初期我国不发达的集体主义的无奈的选择。而时隔几十年后的今天，休闲更成为了生产力及经济的新的增长点、战略性的支柱性产业，我们在承认劳动光荣的同时也在强调休闲光荣休闲也在创造财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休闲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历程。休闲需求的增长与休闲空间及资源的相对紧张，两者之间所构成的矛盾越来越使得休闲所具有的公共政治意义更加突出。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之下，分析集体主义性质的休闲理论时不能忘记个性的张扬的自由主义的合理成分。

　　西方马克思主义休闲理论进入中国可以为个性的张扬及塑造提供学理的依据。今天消费理论和媒介化社会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的时候，重新定义休闲的价值，尤其是将其上升到休闲的重新建设上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