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的“1·5”讲话,是一篇对深入领会十八大精神、促进全党警醒起来具有重大意义的讲话。讲话从六个时间段分析了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的历史过程,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其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内涵,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关于胸怀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等问题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澄清了当前一些错误认识。

　　关 键 词:习近平“1·5”讲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作者简介:朱佳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009

　　习近平总书记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见《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第1版,以下简称“1·5”讲话),是一篇对深入领会十八大精神、促进全党警醒起来具有重大意义的讲话。讲话从六个时间段分析了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的历史过程,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讲话不仅有助于人们更加科学地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为正确看待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指导思想。

　　一

　　习近平同志的“1·5”讲话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在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和错误思潮肆意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它污蔑为“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或“新官僚资本主义”的情况下,突出强调这个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质的规定性。好比钢,其基本性质是含碳量小于2%的铁碳合金,在此基础上可以加各种合金元素,使其成为不同用处的合金钢。但无论加什么元素,碳的含量都不能超过2%,否则就不成其为钢,而是铁或其他金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立足于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体现着世界呈现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的特征,但它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社会实践、社会制度,归根结底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范畴。既然如此,它当然要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则就不成其为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别的什么主义了。

　　社会主义起初是针对资本主义剥削而在16世纪欧洲产生的一种学说,它对未来理想社会描绘得十分美好、十分具体,但未能揭示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规律,指出埋葬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找到通向理想社会的现实道路,因而只能流于空想。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客观规律,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必由之路,从而将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了科学。

　　科学社会主义自创立之后,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继续充实和完善,又经过列宁、斯大林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的丰富和发展,从理论逐步变为了现实,并形成了一系列基本原则。例如,由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坚持共产党领导,镇压国内敌对势力的反抗,防范国外敌人的侵略、颠覆,保障全体劳动者的民主权利;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变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公有制,由国家有计划地进行,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逐步消灭阶级,直到实现共产主义,等等。但是,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P274-275)“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2](P77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中国具体国情下所实行的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体和政体上虽然实行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新社会阶层在内的人民民主专政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都是实行工人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因此,其实质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制度和体制上虽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允许和鼓励资本参与分配,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基础性作用,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仍然占主体,国有经济仍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家对市场活动仍然发挥宏观指导和调控作用,计划调节仍然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因此,其实质仍然是社会主义。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3](P306)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也说过:“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4](P111)“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4](P149)江泽民同志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国家经济的主体必然是公有制经济。这一点必须坚定不移,决不能动摇。”[5](P50)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在推进所有制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强调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事实说明,只有公有制占主体,分配上才能保证共同富裕,从而使社会主义原则落到实处。

　　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我国生产力水平较低和过去长期存在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现象,我们党曾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资本参与分配。这一方针和政策的实施,对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加快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和“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倾向,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并且受到来自右的和极“左”两种思潮的夹击,就连资本主义国家的舆论也不时予以嘲讽。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党对分配政策进行了逐步调整。例如,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改为“既重视效率也重视公平、把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等等。党的十八大,更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义,把“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作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把握的一个基本要求,把“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之一,并旗帜鲜明地提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十八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次会见中外媒体时便强调,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对民族、对人民、对党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努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党对分配领域出现的新问题,认识是清醒的,解决的决心也是坚定的。

　　要摆正先富与共富、效率与公平、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涉及各方切身利益,不可能没有阻力,更不可能一帆风顺。比如,有人认为我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说“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有希望”,“没有贫富差距就相当于吃大锅饭”。还有人把收入差距扩大说成是政府管理经济和“国有垄断”、“国进民退”造成的,提出“民富优先”、“国退民进”、“以民营经济为主体”、“要把国有企业量化到人民手中”等主张。这些言论既违背《宪法》原则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纲领、路线和方针,又违背客观实际。